HISTORY

奚安义：筚路蓝缕启超声，初心如磐护安康

我叫奚安义，今年94岁了。我中学毕业以后参加了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事业管理局系统的干部工作，4年以后响应号召报考高等学校。1954年考取了在镇江的江苏医学院，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我进入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江苏省工人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人民医院，继续接受培养教育，成为内科的一名医师。

01.

医院的超声医学起步于1958年。当时，医院购买了一台上海江南造船厂生产的超声金属探伤仪，价格为6000余元，加以改装，配用医用探头（换能器），最开始机器由理疗科胡善钧主任试用。他工作繁忙，领导遂指派当时是内科医师的我研究应用，以后又增派另外三名内科医师加入，每名医师每年3个月轮班。由于各种原因，其他三名医师陆续离开只剩我一人留班，配一名护士杨莲香，正式开展起A型超声诊断。超声诊断室设立在内儿科楼一层儿科和内科病房之间，在走廊旁一间六平方米的水泥地面小憩室内。总体来说，我院的超声诊断起步比较早，略晚于国际超声医学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

▲ 1958年购买的上海江南造船厂生产的超声金属探伤仪

02.

1959至1961 年，正值全国经济困难时期，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不少群众出现营养不良、下肢浮肿，免疫力下降，传染性肝炎也随之流行。江苏省传染性肝炎流行病学研究组的数据显示，肝炎发病率从1955年的0.57%上升至1961 年的1.22%，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开展的 A 型超声诊断肝炎，技术先进，无需抽血，无放射线伤害，也没有任何痛苦，当场就能出具检查结果，因此很快声名远扬。南京本地、苏南、苏北以及安徽、浙江、山东等周边地区的群众，纷纷慕名而来，每人交纳五角钱接受超声检查。由于人手紧张，超声诊断室当时无法全天开诊，仅在下午接诊。可每到下午，还未到开诊时间，诊室门口就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队伍从小小的诊断室门口，延伸到走廊，绕过儿科病房，一直排出内儿科大楼，直到楼前的大草坪，足有一两百米长，场面十分壮观。

当时我身兼内科医师与超声诊断两项工作，上午要完成内科病房的查房与诊疗，下午便全身心投入超声检查，一个下午常常要为三四百位患者做检查，加班已是常态。门诊正常五点半下班，我们往往要忙到六七点才能结束。有一次，我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半才下班，赶到职工食堂时，所有菜肴，就连包菜、萝卜干这样简单的小菜都已售罄，最后只能用开水泡上二两米饭充饥。

那段日子，我们工作极度劳累，营养又严重不足。没过多久，我和几位同事就患上了严重的下肢浮肿，我自己的身体也早已透支。有一次去会诊，一位老师掀开我的裤脚，一按就是一个深深的凹陷，心疼地说：“你也营养不良啊！” 那时我体重很轻，工作又繁重，身体早已扛到了极限。后来医院开展血清转氨酶等新技术研究，需要抽50位病人的血，还要找健康人做对照，我主动报名作为志愿者。 结果一抽血检查，我的转氨酶高达89，超出正常值一倍，就这样被确诊为传染性肝炎。内科刘夕惕主任把我的病情清清楚楚写在病历里，却没有马上告诉我 —— 我心里也明白，原先一起做超声的四个人，已经有两位离开了，要是我再倒下休息，科室就只能停诊，那么多慕名而来的病人该怎么办？我就一个念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能坚持，就绝不能停下工作。好在党组织和医院对我们知识分子十分关心，院长特意安排我住进了大草坪旁的肝炎病房，也就是现在图书馆前面那片高地上。那里是用茅草和竹子搭起来的简易草房，条件虽然简陋，却给了我休养的地方。每天中午我在病房里治疗、吃饭，有一位王护士为我们打针、照料身体，晚上再回家休息。正是靠着组织的关怀、医院的照顾，我的身体才慢慢好转，硬是咬牙挺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没有停下超声诊断的工作。

03.

由于我是内科住院医师，从事超声诊断属于兼职。我一边要完成内科本职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一边还要兼顾超声诊断的探索与开展。那个年代，超声诊断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找不到任何超声诊断相关的参考资料。没有资料，就自己想办法。正所谓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便坚持从各类文献中学习。本院图书馆没有超声诊断的专著，我就从声学、物理学等相关书籍入手；除了医学院图书馆，我还多次前往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刻苦钻研声学、雷达、电子等相关基础理论，把物理知识运用到医学实践中。

为了摸清超声的规律，我把自己身体的各个器官、组织当作研究对象。下班后，常常是深夜，我就在那间小小的超声诊断室里，将探头对准自己的肝、脾、肾、心、肺、脑、胆囊、膀胱等部位，反复探查，仔细观察 A 型超声的回声波形，努力寻找正确的诊断依据与规律。同时，我也由衷感谢每一位前来接受检查的病友。正是通过对千千万万患者的检测，我们才不断提高对正常与病理状态的识别与鉴别能力。我们超声诊断室的医护人员，还多次携带仪器前往医科大学人体解剖教研室，对离体的肝、脾、心、肺、肾、脑、子宫等脏器进行超声检查，认真研究其大小、结构及波形反射规律，一步一个脚印，把这项新技术真正做深、做准。

04.

随着诊疗经验不断积累，我们医院A型超声诊断室也从最初认识世界、摸索超声规律的阶段，进一步升华到攻克临床难题的新高度，靠着钻研和坚守做出了多项创新性突破。我们率先创造性运用A型超声仪确诊肝脓肿，不仅能精准探明脓肿在肝脏的具体位置、个数（无论是单个脓肿还是多个脓肿），还能明确测量脓肿距体表的深度，为临床治疗提供了硬核依据。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64年的一例疑难病例：一位矿物勘察队队员，持续反复高热两个多月，辗转多处求医问诊，治疗始终无效，病因也一直未能明确，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我院。我为他做超声检查后，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患者随即收住入院。当时他高热不退、食欲极差、中毒症状严重，饱受病痛折磨，情况十分危急。看着患者痛苦的模样，我反复思索，一心想尽快解除他的病痛，最终下定决心，大胆尝试超声介入治疗。

为了确保诊疗安全，我们把超声诊断仪抬到内科病房楼十区36床旁，特意邀请外科医师到场会诊保驾护航。我先用超声精准定位肝脓肿的位置、大小和深度，选取离体表最近的安全路径，当即实施穿刺，一针就抽吸出大量猪肝色（巧克力色）脓液；随后多角度彻底抽吸脓液，再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脓腔，最后注入抗菌药液。整套操作一气呵成，奇迹也随之发生：第二天患者病情就明显好转，顽固高热戛然而止，疼痛感彻底消失；后续再给药清除肠道阿米巴原虫，仅一周时间，患者就痊愈出院了。

这例手术，是国内首创的超声介入治疗肝脓肿案例，开创了行业先河。我院针对这项技术撰写的专业论文，1976年在广州全国超声学术大会上做专题演讲，受到与会全体代表的高度认可。这篇论文还被收入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专业论文专书，得以广泛传播。我演讲结束下台后，各地代表纷纷围到我的桌前咨询请教，不少同行还专程赶到我住的广州宾馆交流经验，这项创新技术也从此传遍全国四面八方，成为超声诊疗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回首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我们从一台改装探伤仪、六平方米狭小诊室起步，凭着一腔医者热忱和攻坚克难的韧劲，在超声医学的空白领域硬生生踏出了一条新路。小小的超声诊断室，历经岁月沉淀逐步发展为亚专业齐全的超声医学科，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起步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技术上也稳步迭代升级，从最初的A型超声，逐步过渡到B超、多维超声、全息立体超声，再到超声造影，为江苏省医学超声事业的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学科也成长为超声诊断与介入治疗齐头并进的综合诊疗体系。

▲ 1978年江苏扬州地区A型超声诊断学术会议合影

05.

这一路走来，我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医院的悉心培养与全力支持，离不开同事们的同心坚守、并肩作战，更离不开万千患者的信任托付，还有着党组织在艰难时刻给予的暖心关怀与鼎力相助。值此医院建院九十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心潮澎湃，谨以最诚挚之心，献上祝福：与时俱进，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