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改革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策划《中国医学进步40年》特刊，透过一个个重要时刻的记录、一位位医学大师的讲述和一项项医学突破的回顾，展现中国医学发展带给世界的惊喜！

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心肌梗死”医学名词的医生；他完成了国内首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首例埋藏式永久性心脏起搏器安置手术；世界首次超大剂量异丙肾上腺素治疗奎尼丁晕厥取得成功；94岁高龄仍然坚守在医生岗位上，坚持查房、教学、指导临床工作；他，就是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灏珠。

陈灏珠：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    张利环 徐惕君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边经历边书写。今年94岁高龄的陈灏珠院士，就是一部厚重的史书，记载了我国心血管病学数十载发展历程，见证、开拓、传承、创新。

1. 起步自力更生，土办法攻克技术难关

谈及我国心血管病学事业的发展历程，陈院士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心电图时代、心导管介入性诊断时代，以及心血管病介入性治疗的时代。50年代初，上海中山医院心胸外科石美鑫教授和北京协和医院心肾科黄宛教授一南一北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主要用于明确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前诊断。1957年，在陶寿淇教授的领导和支持下，陈灏珠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建立了心导管室。在施行大量的右心导管检查，诊断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陈灏珠参考国外的文献资料，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左心导管检查、心腔内心电图检查、心腔内心音图检查、选择性染料稀释曲线测定、氢和维生素C稀释曲线测定等，这期间我国心脏内外科水平与国际同行相比差距不大。

陈灏珠院士告诉记者：“当年我们内外科配合，基本上对先天性心脏病都能通过内科精确诊断，外科来手术治疗。由于配合得好，那时候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瓣膜病或老年性瓣膜病等都可以通过外科手术进行治疗。当时外科还做人工瓣膜的替换，我们曾用过猪的心脏瓣膜、牛组织制成的瓣膜特别是牛的心包，还用过人的组织如硬脑膜来制作人工瓣膜，除了满足自己医院的需求还提供给其他没有自己做出瓣膜的单位，大家共同开展此项技术。”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国家重点研究冠心病、开展冠状动脉造影诊断和治疗如火如荼。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外交关系恢复，学术交流增多。外宾在学术交流中反复讲述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技术，引起了临床医生和卫生行政领导的关注。鉴于当时我国冠心病患者已有增多的趋势，作为心内科主任的陈灏珠高兴地接受了由组织下达的这项攻关任务。

“我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从基础做起，与解剖、病理学科合作，在三十几例离体心脏标本上研究我国人冠脉解剖分布的规律，并做了相关设备的准备。由于当时我院所用的X线机还没有达到完全适合做冠脉造影的水平，如虽有两只球管供正、侧位同时摄片，但这两只球管能水平移动不能转动，达不到冠脉造影时要从不同角度投照的要求。我们当时就用最土的办法，请木匠师傅制作一只可让患者躺在其中，形似独木舟而能左右转动的床，通过转动病人达到不同角度了解冠脉情况的目的。经过与第六人民医院1年的临床协作研究和艰苦探索，我们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经院党、政领导的批准和患者的知情同意，1973年4月23日，国内首次经皮穿刺股动脉选择性冠脉造影术在我院取得成功。”

图1 1973年4月23日国内首次经皮穿刺股动脉选择性冠脉造影术成功

这次手术开启了我国现代冠心病介入性诊断的先河，陈灏珠因此被认为是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治的奠基人之一。同年6月，北京、广州也相继开展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1974年10月，北京成功施行国内首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苏州熊重廉、蒋文平于1983年，西安郑笑莲等于1985年先后在外国专家协作下成功施行经皮穿刺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此后，冠状动脉疾病的介入性诊断及介入性和外科手术性血运重建治疗在国内蓬勃发展。据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度中国大陆冠心病介入治疗全国总病例数已超过75万例。“在冠脉介入领域，完成诊断到治疗的转化与推广要归功于更加年轻一代人的努力，”陈院士说，“虽然我国介入性心脏病学起步较晚，但基于庞大的患者群数量，介入诊疗例数的增长很快，同时介入技术也向其他心血管病领域迈进，由于其操作简便、创伤性小、康复较快、效果良好，因而受到患者的欢迎，后来居上，有取代部分外科手术治疗的趋势。”

在介入治疗心律失常方面，我国用起搏器治疗心律失常由上海霍銮锵（心外科）等于1960年率先开展。1963年，陈灏珠、江圣扬、许柏如等用自制的铂电极导管经右大隐静脉置入右心室，其尾端在体外连接起搏器，实现右心室的临时起搏治疗。1968年，石美鑫和陈灏珠率先埋置引进的植入式永久性心室按需起搏器治疗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并获得成功。1972年南京黄元铸、马文珠，上海江圣扬、陈灏珠等率先用起搏器治疗室上性和室性心动过速成功。

2.新时代展鲲鹏志，为热爱的事业毕生奋斗

陈灏珠从医以来对医学一直怀着纯朴的至爱，真诚且执着，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未放弃。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陈灏珠有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和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此后的数十年中，陈灏珠迎来了他事业的巅峰，他可以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业务、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上了。1979年1月，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召开的一次教授座谈会上，心情愉快的他喜而赋诗一首：窗外阳光普照，座前春意骤增。领导心长语重，教授话短意兴。唏嘘当年往事，舒畅今日情怀。四化目标既定，跨马加鞭飞腾。”

接手主编《实用内科学》、国际上较早开展经静脉心脏起搏法中止快速心律失常、率先在国内报告血管腔内超声检查显示血管壁病变的研究成果、深入开展冠心病和血脂领域的研究以及中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在他89岁高龄时还在指导组织调查、培养研究生、总结经验、指导开展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工作。陈灏珠院士为心血管病学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其中也享受其中。

3.从医70年，三件事让我最难忘

抢救外宾，一场必须胜利的战斗

今年94岁高龄的陈老已从医70年，救治病患无数，但唯有一例令他至今印象深刻。陈院士告诉记者，“故事发生在1975年4月22日下午，我正在给病人诊病，突然接到院领导通知，立即待命出发抢救外宾。我院心外科主任石美鑫教授、心内科主任我及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外科曹庆亨主任医师组成专家团迅速赶往无锡。病人巴茨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寄生虫学家，他是当时作为中美两国建交后由美国科学院派出的第一批访华医学代表团——血吸虫病学代表团的副团长。他在参观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时突发心肌梗死，发病期间还出现心脏骤停，心电图显示室性快速心律失常。

我们和无锡医师共同分析讨论后，确诊病人患急性左心室前壁心肌梗死，梗死范围较广，病情危重，制定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但当时美国代表团对中药治疗心存疑虑，提出由美国派医疗组来无锡负责治疗病人的意见，被我们婉言谢绝了。我们的想法是以我国的医疗水平，完全有条件救治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美国代表团的要求反映了他们对我国医疗水平的怀疑，我们认为我国请来的外宾在我国患了病，由我国承担救治任务既是责无旁贷，也是国家尊严所在。我们谢绝美国代表团的要求，正是要维护国家的尊严，消除他们对我们的不信任。最后双方达成共识：由中国医疗组负责病人的治疗，决定重大措施时征询美国代表团的意见。我当时被任命为医疗组组长，主要负责协调和制定治疗决策，责任非常重大。

病人所在的治疗室被设置成监护病室，24小时轮班看护，更有心电图技师或医师随时观察和记录心电图变化，化验室技师全天待命做有关化验检查。在我们日以继夜的精心治疗下，虽然病人经历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包炎、逆呃等危及生命的情况，最终病情还是得到控制，一个多月后康复返国。”陈院士介绍，当时美国随团医生和病人对治疗非常满意，事后还在美国《内科学文献》杂志上发表了文章（Arch Intern Med,Vol 136,July 1976），报告了整个救治的经过，最后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农村省份旅行中一位美国科学家得了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室性心动过速和心力衰竭，医务工作者被迅速动员在病人周围，形成一个临时的冠心病监护单位，病人生命得到挽救，是由于中国医务工作者的良好组织、训练和技巧。”“在整个过程中表明中国医务工作者对病人、他的家属和同伴表达出显然良好的愿望，献身精神和关切”。

陈院士回忆时笑称：“当时中美刚刚建交，我们要救治病人的压力是很大的，想想当时要是万一救治结果不好，影响就很不一样了。”病人回国后被聘为终生教授并继续工作了26年。

图2 1983年在华盛顿拜访曾救治过的巴茨博士

捕捉细节，于绝境处燃希望

如果说对美国外宾的抢救是一场“必须胜利的战斗”，那么还有一出“绝境求生的救治”也给陈院士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位28岁的年轻母亲，基础病是风湿性心脏病左房室瓣狭窄，手术治疗后发生过心房颤动和心力衰竭。控制心力衰竭后，在准备电复律、常规先服奎尼丁的准备过程中心律转为窦性，应该说治疗过程是顺利的。不幸的是患者此时发生了奎尼丁性晕厥，即患者的心肌对奎尼丁过度敏感使用小于常规剂量的药量仍可导致严重的室性心动过速甚至发展到心室颤动，这是一种不常见的奎尼丁不良反应，如不及时处理可致患者死亡。病人的室性快速心律失常极为顽固，室速、室颤频繁间歇发作达23小时之久、29次之多，其病情逐渐恶化，其中一次发作心电图检查发现室性心动过速发展为心室颤动，经心肺复苏处理才得以恢复。

陈院士告诉记者，像这样治疗甚感棘手的病例以前也曾亲历多次，没有任何药物能起治疗作用，这一次他也像往常一样，在病人病情平稳的间隙，翻开案例记录，仔细地分析每一次抢救过程的情况，希望能从中找到一点线索。在这位病人漫长的抢救过程中，有一段“历时200分钟患者没有发作”的记录引起了陈院士的注意，“这是否是一个偶然？还是有其他原因？作为一个结果来说，它的原因何在？”他问自己。对这段时间的全部治疗措施进行分析，他发现与其他时间段治疗措施不同的是，在此之前患者出现心搏骤停，为了抢救曾向患者骤停的心脏注射了三联针（直接注入心腔的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三种药），处理之后患者心跳恢复，且200分钟内没有再发室性心动过速。考虑很可能是这些拟交感胺类药物起了作用。“我们当时特别高兴，”陈院士兴奋地说，“已经看到这一处理是有效的了，我们果断采用持续的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滴注治疗后也还有效，但过一段时间就又失效了，我们分析是不是给药的剂量不够，加了量，有效、用一段时间后又失效，我们再加量，最后一点点摸索加到了常规用药剂量的15倍，患者病情开始稳定下来，就这样我们差不多又持续治疗了一个星期，把药房的异丙肾上腺素都用光了，最后病人终于被治好了。”

查阅文献我们知道，这就是世界首例超大剂量异丙肾上腺素成功治疗奎尼丁晕厥的案例，这次抢救病人的成功是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把临床治疗经验、文献和书本知识与最佳的临床证据结合起来，果断创新的结果。本例是成功救治危重病人的典范，值得所有心脏病医生借鉴。但谦虚、务实的陈院士在整个讲述过程中只字未提首次、首例等字眼，他把抢救过程描述的非常仔细，只想告诉年轻医生，“这提示我们密切关注患者病情变化的重要性，也许就是一个细节可以提示我们治疗方式的改变，进而改变治疗结果。”

憾事虽无奈，也能给人力量

身为医者，成功救治病人自然使人无比满足；但回首漫漫从医路，遗憾之事也必有二三。谈到这里，陈院士的表情也稍显凝重，“那是1968年，我们到贵州去巡回医疗，就是那一年让我体会到什么叫一穷二白。那里都是多民族聚居的山区，汉族一般住在山脚下，彝族一般居住在半山腰，山顶住的是苗族。苗族同胞的生活最为艰难，完全靠天吃饭，生活条件非常有限，卫生条件医疗条件都很差，寄生虫病很常见，露天简陋的厕所里到处都能见到形似蚯蚓的蛔虫。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年也难以改善当地的情况。后续的相关扶贫政策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要有大规模的精准扶贫才能使当地的条件有所改善。”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把上海的医疗条件惠及到更多地方，2007年陈院士和家人共捐赠一百万元成立了“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助学基金”，近些年来该基金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资金得以进一步扩大，于2017年更名为“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发展基金”，至今已帮助93名医学生完成学业，并帮助云南省培训了150名基层心脏内科医生。

图3  2007年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助学基金捐赠仪式

听陈院士讲了那么多生动的故事，记者不禁想问：“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您最想回到哪个年代？”陈院士嘴角微微上扬、语调轻快，仿佛已置身那个曾令自己无比自豪的年代。陈院士告诉记者，“20世纪50 -60年代，我们没有外国人来帮忙、也没有进口国外的先进设备，在石美鑫、陶寿淇、黄宛、方圻教授等前辈的带领下，我们自力更生，掌握并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术，因为它极有助于确诊各种先心病和风湿性瓣膜病，成为当年心脏直视下手术前必需施行的检查，促进了心脏直视下纠治手术的发展，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那时候我们做心脏内科医生是很有成就感的，很值得自豪！”

“您最希望看到未来10年中国医学或者心血管病学科的改变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陈院士说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这特鲁多医生自己写的墓志铭很好的体现了现代医学的水平，即大多数疾病我们目前还未能治愈。他提醒我们后来者要通过继续努力、不断学习、持续创新来解决，这也是医学的发展规律。同时，病人及其家属也应该清楚的认识这一点，这样医患之间才可以更好地合作，逐步改善目前的医患关系，对付共同的敌人。此外，临床医生还应更加重视疾病预防和管理等工作。”展望医学发展的未来，陈院士表示，我们应该拥抱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机器人、人工智能将逐步进入我们的医学领域，并日渐完善，“未来，我们的医生可能不像现在那么忙，可以干些我们想做但现在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做的事情”陈院士这样说。

对于如何成为一个好医生，陈院士给出了他的几点建议，即医德高尚、医风严谨、医技高超、热心教学、努力科研、终身学习、加强疾病预防和重视疾病管理。陈院士强调，一定要终身学习，以适应医疗工作的需要，“做医生，要做到老学到老，因为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都要依靠努力做好科研来解决它”。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风雨70载，漫漫良医之路披荆斩棘，唯有初心不改。

• 记者手记

对于记者来说，陈灏珠院士这位只能在教科书上看到名字的老人，一直是无法企及的仰望；而今荣幸之至可以和他面对面交谈，既兴奋又紧张。在准备采访提纲时我倍感压力，反复揣摩生怕哪个问题问的不够水平惹院士不悦。见到陈院士后，我瞬间被他的亲切所感染，原本紧张忐忑的心情也逐渐放松下来。为了接受本次采访，陈院士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耐心认真的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娓娓道来的故事、每每提及细节时拿出的参考资料，以及温润且从容的语调令记者如沐春风，深受裨益。我被陈院士巨大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也被他严谨认真的处事态度所折服，润物无声，却涌动着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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