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中日医院肺移植百例工作总结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日医院肺移植中心主任王辰院士手中的一张图片格外令人瞩目，这是一张展示了近5年全球11家肺移植中心肺移植数量变化的趋势图，图中可以看到自2017年肺移植中心成立以来，中日医院肺移植数量急速增长，跃居世界八大肺移植中心。

中日医院肺移植中心成立于2017年3月6日，2017年9个月完成50例移植手术，在数量上仅次于无锡市人民医院，位居全国第二，质量上保持84%的围手术期生存率，接近世界先进水平。2018年至今，中日医院已完成104例肺移植。

王辰院士

近5年全球11家肺移植中心肺移植数量变化趋势图，其中红线为中日医院的肺移植数量增长趋势

我国肺移植开展道路充满荆棘与坎坷

陈静瑜教授

“与欧美发达国家一般在脑死亡后的4~8小时就能进行器官捐献不同，在中国，一般在脑死亡后7~10天才能完成器官捐献，供肺获得时间的延迟导致我国供肺容易发生感染”，中国肺移植第一人、中日医院肺移植中心副主任陈静瑜在讲话中指出我国肺移植的不同和难点：“根据中日医院的统计，去年进行的50例肺移植患者有80%左右都是年龄大、病情危重的超国际指征患者，手术难度极大。”

“肺移植是医疗上典型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从供肺的保护，到术中的麻醉监护，再到术后的康复和随访，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难度极大，各个科室需要经过非常好的磨合才能成功开展肺移植工作。”王辰院士说道。

坚持不懈，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肺移植路

孙阳院长

刘鹏副院长

面对这些不同和难点，在周军书记、孙阳院长和刘鹏副院长等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中日医院“举全院之力”发展肺移植，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肺移植路。经过两年努力，中日医院已经成功打造了一支集胸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麻醉科、ICU、护理、药理科、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实验室、康复科等众多科室力量的多学科协作团队，这个团队可谓“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24小时待命。

“按照人口基数计算，美国一年进行2000台肺移植手术，中国则一年至少进行1万例肺移植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而现在中国一年仅能做300~400台；按照国外20%的肺源利用率标准，去年我国共有5147例捐献者，至少一年进行1000台肺移植才能充分利用供体器官，挽救更多濒死的生命。”陈静瑜教授认为目前的成绩还远远不够，目前我国仅有15家真正在开展肺移植的医院，而每个省份至少拥有1~2家开展肺移植的医院，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陈教授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望中日医院良好的体系未来能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肺移植道路的未来充满希望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造成社会大众甚至医学专业人士对肝肾移植知晓率高而肺移植鲜有人知的局面，‘不到濒死状态不做肺移植’——很多医生还在给患者灌输错误的理念。”王辰院士在分析国内只有少数医院开展肺移植的原因时说道。在疾病进展到终末期时才接受肺移植会导致手术难度增大、手术成功率降低、预后更差。“肺移植最佳的移植点绝对不是到重到濒死之前，而是经过动态、多学科、综合判断后确定的生命获益最大的点。”王院士强调。

“很多需要进行肺移植的患者常合并心脏问题，医院预计在明年拿到心脏移植的资质，依法衣规地开展心肺联合移植；中国在小儿肺移植领域目前还是空白，肺移植在10岁以下儿童中鲜有开展，医院希望在未来跟儿童医院合作；我国的患者资源丰富，我们未来也应该开展更多关于肺移植的基础研究，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拿到世界上去分享。”陈教授在讲话中描述了未来我国肺移植事业的发展方向。

“有点本事、有点积淀、有点能力的时候，未来的责任就更大。未来我国肺移植事业的工作重点将集中在对科学规律更深入的把握上，对技术更高的追求上，以及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的追求上，而中国的肺移植在众多移植种类中，是最有可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王辰院士说。

肺移植术后患者合唱《我的中国心》

尘肺病肺移植专项救治基金揭牌仪式

作为本次会议的暖场环节，五位肺移植术后患者充满激情地合唱了一曲《我的中国心》，这是生命力的象征，是肺活量的体现，更是对中日医院肺移植多学科团队艰难开展肺移植工作最大的慰藉。

因为没有经济支撑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年纪轻轻就死去的尘肺病患者格外令人惋惜。本次会议上，由大爱清尘基金会和中日医院联手成立的尘肺病肺移植专项救治基金在会上进行了启动仪式，未来将募集社会力量，帮助广大尘肺病患者。

集体合影

《中国医学论坛报》王思佳 编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