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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无标准可变心血管危险因素ACS患者接受PCI治疗的长期临床结局:来自OPT-CAD队列的发现
Long-term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without standard modifiable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findings from the OPT-CAD cohort
发表期刊:《BMC 医学》BMC Medicine (IF: 7.1)
通讯作者:李毅、韩雅玲
第一作者:蒋再新
主要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无标准可变心血管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和血脂异常)人群ACS发病率很低。然而,无标准可变心血管危险因素ACS患者再发全因死亡、心梗或卒中风险并不低。该研究结果凸显传统风险因素评估体系的不足,亟须探索新型标志物以提升动脉粥样硬化防治水平。
无标准可变心血管危险因素(SMuRFs-less)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早期死亡风险较高,但长期预后(尤其接受PCI治疗)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SMuRFs-less ACS患者行PCI治疗后的长期结局,并确定与其不良临床结局相关的预测因素。
本研究基于中国冠心病患者优化抗血小板治疗(OPT-CAD)注册登记研究数据。研究主要终点为MACCE包括全因死亡、非致死性心梗和脑卒中;次要终点为BARC3-5型出血。比较SMuRFs-less ACS患者和存在至少1种SMuRFs患者的5年临床结局,并通过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SMuRFs-less ACS患者不良结局的独立预测因素。
在5688例接受PCI的ACS患者中,392例(6.9%)为SMuRFs-less患者,5296例(93.1%)存在至少1种SMuRFs。两组患者间MACCE发生率无显著差异(9.44%对9.76%, log-rank P=0.90)。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年龄(HR:1.06)和血栓性病变(HR:2.58)是SMuRFs-less ACS患者发生MACCE的独立预测因素。
本研究结论为,在接受PCI的ACS患者中,SMuRFs-less患者5年MACCE发生率与存在至少一种SMuRFs患者相似。本研究提示针对SMuRFs-less ACS患者亟需制定有效干预策略并更新现有风险评估体系。
本研究作为OPT-CAD队列的高质量子研究,首次在中国大规模队列中调查SMuRFs-less ACS患者接受PCI治疗后的远期临床结局。研究发现SMuRFs-less ACS患者的MACCE发生率与存在至少一种SMuRFs患者相似(9.44%对9.76%),打破了“无标准可变危险因素即预后良好”的传统认知。研究明确年龄和血栓病变是SMuRFs-less ACS患者发生MACCE的独立预测因素,提示临床医生需对老年患者和存在血栓病变者加强监测与干预。
年龄是一项不可变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无法通过干预年龄本身来防治疾病或改善不良预后。因此,发现新的年龄相关标志物至关重要。近年,人类遗传学研究确定了一种新的年龄相关标志物,即潜质未定的克隆性造血(CHIP),定义为在没有已知血液学异常的人血液中,存在已知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驱动基因的获得性体细胞突变。CHIP现象中最常见的突变基因包括DNMT3A、TET2和ASXL1。本团队既往研究表明,携带DNMT3A、TET2或ASXL1变异与SMuRFs-less ACS患者PCI术后再发心血管事件增加正相关。提示CHIP可能是一项有临床预后意义的标志物,精准干预DNMT3A/TET2/ASXL1-CHIP变异携带者可能进一步降低ACS患者残余心血管事件风险。血栓病变与不良预后相关,是因为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易形成血栓,这符合ACS发病机制。两组患者的BARC出血事件无显著差异,支持现行抗栓方案在SMuRFs-less ACS患者中的安全性,也启示我们强化抗栓可能是改善SMuRFs-less ACS患者临床预后的一种策略,这有赖于设计优良的临床试验证实。
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临床医生加深对SMuRFs-less ACS患者的认识,强调“无标准可变危险因素≠低风险”的临床现实。尽管本研究属于回顾性,其结论对现有指南和临床实践具有启发意义,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揭示其潜在机制并完善风险分层体系。
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在接诊冠心病患者时,都会详细询问患者是否存在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和血脂异常等传统危险因素。发现部分患者确实不存在这些危险因素,患者们也常常会困惑地反问“既然我没有这些危险因素,为什么还会得冠心病?以后还会再犯病吗?”等等问题。现在,基于最新临床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患者,确实有近7%的冠心病患者不存在4种传统危险因素,而且他们的长期预后与具有传统危险因素的患者相似,即无危险因素并不等于再发风险低。这一发现提示我们,SMuRFs-less ACS患者可能存在一些尚未被认识的危险因素,例如潜质未定的克隆性造血(CHIP),同时,也亟须制定有效干预策略并更新现有风险评估体系,以提高对冠心病预防的质量和效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专业技术少将,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北部战区总医院全军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兼心内科主任,寒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急危重症救治全军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心血管诊疗能力提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师协会会长、《中华心血管病杂志》、《Cardiology Discovery》、《临床军医杂志》总编辑等学术职务。
从事复杂危重冠心病的临床、教学、研究的一线工作近50年,在复杂危重冠心病介入治疗及抗血栓治疗等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完成了大量开创性研究,显著降低了危重冠心病的病死率。曾主持国内外多中心临床研究79项,在LANCET、JAMA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等高等医学院校的硕/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研究生240人。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创新药物研究课题、科技部“十二五”、“十三五”及“十四五”慢病重点专项、军委科技委173项目、军委后保部后勤科研重点项目等30余项科研项目。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5项以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辽宁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连续5年被国际权威资讯机构爱思唯尔(Elsevier) 列为“高被引学者年度榜单”,并入选“2024终身科学影响力全球前2%科学家”榜单。以第一/通讯作者在LANCET、JAMA、JACC、Circulation等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出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教材及中国医师协会指导用书3部。获授权国际(美国)发明专利3项、国家发明专利25项,其中完成成果转化1项。曾牵头发表60篇行业指南/共识/建议。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全军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军队干部保健工作突出贡献者及高层次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发明创业奖·人物奖”特等奖并被授予“当代发明家”等荣誉。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
医学博士,北部战区总医院心内科,临床研究部门负责人,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CCCP血栓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秘书、CSC临床研究学组副组长、全军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华心血管病杂志》通讯编委、《临床军医杂志》执行副主编。
美国心脏病学会专家会员、欧洲心脏病协会专家会员。作为骨干成员参与了韩雅玲院士牵头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课题和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申报、执行及总结工作。发表SCI收录论著6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军队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参编出版专著12部,作为主要执笔人参与13项国内指南或共识的写作与发表。
医学博士,北部战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临床擅长冠心病、心衰和心脏瓣膜等疾病诊疗,研究聚焦动脉粥样硬化精准防治的临床与基础。以第一作者在BMC Medicine、Clinical Research in Cardiology等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4篇。主持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研究启动项目1项,参与国家科技创新2030“四大慢病防治研究”重大项目1项。
北部战区总医院是全军心血管病研究所和重中之重研究所学科、中国工程院院士及中华心血管病学会主任委员科室、寒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全军急重症救治研究重点实验室、首批(军队)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首批联保部队医学重点学科、联勤保障部队心血管内科专科联盟牵头单位、国家卫健委省级心血管病防治技术牵头单位、军委后保部全军心血管介入质控中心主任委员单位。连续多年在中国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名列前茅。科室展开床位330张,年门诊量30余万人次,年收治患者2.8万余人次,年完成各类介入手术4万余台次,抢救成功率98%以上,主要医疗技术的数质量指标居全军和东北地区第一位。拥有完备的数据库及标本库。
科室与国内10所院校联合培养博、硕士毕业研究生400余名。以第一完成单位承担国家、军队等基金课题240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发表论文2100余篇,其中320余篇发表在LANCET、JAMA、JACC、Circulation等国际顶刊。获授权专利58项,完成1项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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