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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作为全球最常见的十大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居高不下。在亚洲地区，食管癌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是“最有亚洲特色”的肿瘤之一。中国作为食管癌的高发区，其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均超过全球总数的50%，这一严峻形势使得中国成为食管癌防治的重点区域。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柯杨教授与何忠虎研究员团队，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在我国食管癌高发的太行山地区持续推进了一系列针对食管癌病因和防治策略的大规模专病人群研究，并于2024年3月8日在权威期刊《临床肿瘤学杂志》（JCO）全文发表了评价食管内镜筛查效果的人群随机对照试验（RCT）研究。填补了我国食管癌筛查效果评价的空白，为食管癌的早期诊断和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研究团队是如何选择设计并系统性地开展这一专病队列研究的？在科研成果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和奋斗历程？本报特别邀请到柯杨教授与何忠虎研究员进行专访，旨在让读者们更全面地认识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的诞生过程及其背后的思考。
柯杨教授
提到我们的研究其实我感慨良多。其实，我们团队一直致力于肿瘤学领域的探索，考虑到食管癌在中国的高发性和独特性，1996年左右，我们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陈克能教授的引荐下来到了太行山脉食管癌高发地区，带着“为我国食管癌防治做点什么”的想法，开展了这项大规模的队列研究。
近几年，我们的研究成果开始逐渐为公众所看到，其实，团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科学探索，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才走到了这一步。
研究初期，我们希望能够找到食管癌的致病环境因素，从而通过一级预防来降低发病率，但是随着研究逐步地深入，我们和同领域的其他研究团队都逐渐意识到，和大多数肿瘤相似，食管癌缺少明确的环境致癌物质。经过慎重思考以后，大约12年前，我们团队调整了研究方向，开始致力于食管癌的二级预防研究，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失败，其实恰恰体现了我们对于食管癌这类疾病认识的提高。
二级预防，通俗来讲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对于降低肿瘤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其实在我国，肿瘤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一直被列为国家健康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自国家层面得到积极地推动。大家普遍认为筛查能够带来好处，但缺乏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为了有效地实施食管癌二级预防策略，我们必须为国家提供有价值的科学证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我们启动并坚持了这一方向的研究工作。
何忠虎研究员
我在2008年底加入研究团队，自2009年起，我与团队一同深入太行山脉的食管癌高发地区开展一线流行病学研究工作。在此，我衷心地感谢柯老师、蔡老师当时是那么坚定地带领我们选择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并坚持不懈地工作至今，努力去解决中国食管癌防治一线面临的实际问题。
在我国，癌症筛查技术的本土化证据支持还很不足，这已经成为我国癌症防治工作的一个巨大挑战。虽然肺癌、宫颈癌和结直肠癌等癌症筛查在西方国家已经通过RCT研究结果证实其有效性，但这些结果并不能简单地复制到我国。即使使用相同的技术和标准，由于人群、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以及医疗服务能力等各方面的差异，这些筛查技术在我国实际应用中的效果都可能会存在不同。
相对于上述这些西方也高发的癌种，食管鳞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癌症，西方研究非常少，因此更需要引起中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为了提高食管癌筛查的科学性、有效性和价值，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我国筛查实践的具体情况，开展深入细致的现场研究，以积累本土化的高等级证据作为我们国家癌防行动的指南制定依据，即使开展这样的研究难度非常大。
柯杨教授
想想我们走到今天，真的绝非易事。我们团队几代人几乎都在河南现场因为筛查工作的种种困难哭过、痛过、绝望过。这让我深深地意识到，要完成这样一项大规模的专病队列研究，不仅需要主要研究者自身的志向、能力、意志力等，还需要诸多外在因素，如团队成员的能力和团结、持续的经费支持、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配合、我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支持以及项目现场百姓的认可和参与等。其实我们也是幸运的，2011~2012年国家在科技立项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时的环境也没有现在这么“卷”，让我们的研究拥有了可以存活和拓展的机会。
另外一个需要提及的是我的亲密伙伴蔡红教授。当时我有行政任务在身，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从设计、组织、实施到亲力亲为，大部分重担压在她身上。直到后来有了年轻的公卫背景的学者、学生们的加入，才让我们现场流行病学的研究工作越做越顺。现在回过头看，这都是我们需要感谢的。
一项大型专病筛查队列，能够带来的研究成果是很丰富的。除了最后结果的筛查有效性问题，还可以提供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随访数据以及镜下观察资料等。后期也可以随时追溯之前的病例，从而获取早期标本进行检测。这些宝贵的资源，如果没有这样的筛查队列，是绝无可能获得的。相应地，我们团队的工作也不仅限于筛查本身，还涵盖了疾病病因、生命质量、卫生经济、大数据挖掘应用和多组学研究等多个关键领域。我本人打从心底感谢我们团队每一位成员的坚持和积极思考，才能共同把这项“事业”越做越大。
何忠虎研究员
大型专病筛查试验现场的建立是本质而基础的，相对于常规观察性的人群队列，专病筛查试验现场能够形成专门针对这种疾病的知识库，并为干预技术和策略的建立和评价提供最高等级的实验性研究证据。但是，这类研究需要研究者们耐得住寂寞，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地了解疾病本身，了解“人间烟火”。他们需要深入基层，长期驻扎一线，不委托、不遥控，塌下心来细致地进行观察、调研、实施干预和随访，从中发现科学问题并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和大量的投入。
当前，受到诸多外部压力，不少研究者可能更倾向于依赖现有数据以期在短期内取得成果，但这样的研究工作有时候忽略了公共卫生，尤其是流行病学的核心基础，就是“现场实践”的重要性。
其实一线现场的工作为我们的团队，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成长环境。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科研氛围中，青年人获得了试错、思考和创新的机会，而不是被限制在既定的轨道、方向和速度上。有时候我们上午刚刚与省、市级行政领导讨论工作规划，下午就走进田间地头，与村组干部一起开展基层百姓的组织动员工作，这种巨大的弹性是其他学科很难具有的。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的流行病学科研人员不仅积累了对一线工作的深刻理解，同时还具备了从书本到实践的全链条科研能力。
柯杨教授
其实我们的这项研究目前的结果并不完美。由于这个研究在设计的时候更多考虑了未来真实世界应用的场景，因此目前的阶段性结果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国际同行看到了这项工作的科学性、真实性以及它在当前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认为，我们多年在一线耕耘并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包括我们碰到的诸多问题本身对筛查工作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我们和国际同行就这些问题展开了专业性很强的交流。这个过程让我们收获颇丰，尤其是在如何科学看待“临床意义”和“统计学意义”方面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认识。
我们的研究提高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同时，为食管癌等肿瘤防治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了流行病学和肿瘤防治事业的发展。未来，我们也将继续改进筛查方法，提高效率，为国家相关工作的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何忠虎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理念。我们始终追求的就是如何在同等资源情况下，不断挖掘内部潜力，最大程度提高我们癌症筛查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将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公共卫生政策和实践，产生更高质的筛查工作模式，实现更高的价值产出。
如果将疾病筛查看作一种“生产”，传统的筛查模式下，虽然可以看到一定的效果，但效率较低。现在，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相关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运用符合中国人群特点和筛查实践需求的风险分级工具和标准，联合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更加高效的筛查新模式。高质量科研成果的应用，配合以筛查策略，也就是“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筛查的“生产力”。
目前，我们团队在各级政府及有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下，正在广泛开展新的大规模社区随机对照和真实世界研究，通过我们已经建立的来自中国人群样本的“食管癌”和“胃癌”两大风险评估模型，实现食管癌、胃癌的高危人群识别和精准筛查，以期提高筛查效率并降低成本。阶段结果显示，在相同的工作量和成本下，基于风险评估的“序贯式筛查新模式”使上消化道癌的检出率提升至原来的2-3倍，相应的，检出一个食管癌或胃癌患者的成本仅为以前的一半左右。这些初步的结果给了我们很大信心。
我们相信，不久的未来，我国的上消化道癌以及其他癌症筛查工作的普惠化和精准化发展将翻开新的一页。
审阅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柯杨 何忠虎
采写｜中国医学论坛报 桂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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