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2日清晨，行人寥寥的上海马路上突然飞驰而来一辆三轮车。车上躺着一名右手被紧紧包扎着的青年工人。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这名青年工人叫王存柏，是上海机床钢模厂冲床车间的工人。这天，他因为一时疏忽，右手腕关节以上一寸处被冲床完全切断，工友们立刻将他送到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钱允庆等组成的医疗团队当机立断为其施行断肢再植手术，并最终获得成功，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接活断肢的国家。1964年9月，在罗马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外科学会大会，首例断肢再植的荣誉得到了国际公认。

56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当年的急诊室里，见证这场意外是如何成为20世纪诺奖级医学奇迹的。

首例断肢再植手术始末

上世纪50年代，一些中、小工厂的机器设备比较老旧，缺少安全保护装置，操作工人的事故工伤率较高。一旦事故发生，患者往往将面对永久性残疾风险。直到1963年，历史才翻开新的一页。

1月2日早晨，王存柏连同他的那只断手被送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骨科主治医师陈中伟赶到诊室查看患者时，当即决定将断手重新接上。这是一个关键的决定，因为在当时，完全性的断肢再植国内外临床上都还没有成功先例。过去由于技术和认知的限制，大多数医生没有想到把断肢接上；有些医生虽然想到，可技术上还只是处于动物试验阶段。因此，遇到断肢病例，医生只能清创缝合关闭残端。

断肢再植是一种非常精细复杂的手术，其中最难的是小血管的吻合。特别是当时没有手术显微镜，只能在肉眼下连接。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使用“显微外科”技术，利用光学放大设备和显微外科器材进行精细手术，可是，谁又能想象，第一例成功的“显微外科”手术居然是在肉眼直视下完成的。

因地制宜的“血管套管”

这次手术的关键在于把断手的4根主要血管尽快接通，把手骨、神经和肌腱一一对接。于是陈中伟请来了神经科、血管科的专家们共同会诊。手术过程中，陈中伟等进行远、近肢体的清创和重要血管、神经组织的分离，他们接受了外科医师王智金的建议，对尺、桡骨作适当缩短后用钢板固定，为肌腱、神经和皮肤的无张力缝合留有足够的空间。因为当时医院没有血管吻合用的缝针和缝线，血管外科钱允庆觉得比较可行的是采用套接法吻合血管：将内径和血管外径相当的套管套在近端动脉血管上，像卷袖子一样把血管翻过来套在套管上，将准备吻合的远端血管套在处理好的近端血管上，保证远近端血管内膜彼此对合，最后用丝线将血管固定在套管上，重建血液通道。

方法确定了，操作技术也清楚了，可哪里找来血管套管呢？当时国内外文献报道的都是使用金属套管，医院没有，更不用说选择不同套管直径。如果不能在一定时间内将断手接上，断离的组织就会缺血坏死，或者不能恢复原有功能。于是，陈中伟等开始考虑其他吻合血管替代品。

此时，手术室护士长宗英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把塑料管浸在热水中逐渐拉长，管壁变薄的同时内径也会改变，反复试验一定能够得到内径和血管外径相当的塑料管。果不其然，照此办法制作出了符合手术要求的“血管套管”，通过灭菌消毒后，由钱允庆和陈中伟一起用套接法吻合了患者动脉和静脉，成功重建了断手的血液循环。当右臂近端动脉的血管夹被松开后，这只完全断离已近4小时的苍白断手，又重新呈现出生命的红润。

“你想一个办法，我想一个办法，大家凑起来，就成了！”

然而术后3天，又出现了新问题，再植的右手发生肿胀，并逐渐加重，到第三天，整只手肿得像馒头一般，情况十分危急。

多位专家被请到了第六人民医院，群策群力寻找对策。此时，长征医院徐印坎医师给严重肿胀的断手带来了生机。他们分享的动物试验经验是：在再植肢体的皮肤上做一些纵行小切口，让积聚的液体溢出，减少肢体内部压力，能够减轻肿胀。主持会诊的朱瑞镛院长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果断决定进行减张手术，结果患者右手的肿胀被有效遏制，断肢的血液循环得以保障，再植的断手成活了。

在度过了“肿胀关”之后，陈中伟等又帮助王存柏成功闯过了感染关和康复关，使这只失而复得的手恢复屈、伸、转、翻等功能，有了正常体温和知觉。经过多项测试，均证明断手已成功接活（图1）。术后一年，王存柏返回工厂上班，他那再植成活的手不仅能写字、拎物，而且还能穿针引线、打乒乓球。

在没有手术显微镜的艰苦条件下，第一例断肢再植为什么会成功？陈中伟教授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笑着说道，“主要是靠一部分医生的技术基础和思想基础，这是集体力量，你想一个办法，我想一个办法，大家凑起来，就成了！”对此，曾作为陈中伟教授的学生、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专家曾炳芳教授进一步解释道，“思想基础就是救死扶伤，对工人劳动者有感情。当时陈中伟教授是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去到工厂和农村，他理解双手对于劳动人民是多么重要，毅然决定进行再植手术是他的本能；技术基础就是临床经验的积累，重建骨支架、缝合肌腱和神经等骨科看家本领的娴熟应用，以及研究人员已针对断肢动静脉吻合技术进行过大量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都为断肢再植创造了有利的技术条件。”

首例断肢再植患者和主治医生（从左到右依次为陈中伟、王存柏、钱允庆） 

“世界断肢再植之父”

断肢再植手术成功，陈中伟和他的同事们相当于在医学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1963年8月6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一个工人完全轧断的右手被接活》的报道。次日，新华社发出《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在我国获得成功》的电讯。当时正陪同外宾访问上海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看到新闻后，特地在上海接见了第一例断手再植的有功人员，赞扬他们在中国外科手术史上完成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性工作（下转9版图2）。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中国，并且同人工合成胰岛素、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一起，成为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自己智慧的象征。

断手再植的成功改变了王存柏和陈中伟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界的历史。

第一例断肢再植成功的病例报告最早于1963年发表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1964年9月，在罗马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外科学会大会上，首例断肢再植的荣誉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公认。1965年5月，柳叶刀（Lancet）杂志在特别文章栏目里详细报道了这个病例，文章开篇第一句就写到：不完全断肢的成功救治偶见报道，但完全离断的肢体再植成活并恢复功能这还是第一例。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接见断肢再植有功人员

多吻合静脉解决断肢再植肿胀问题

第一例断肢再植的成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同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后，陈中伟带领团队结合临床实践需求，又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和研究，努力提高断肢再植的手术率和生存率。

研究团队通过对王存柏进行严密随访和科学地康复训练，促进再植肢体的功能恢复，为日后断肢再植积累经验。

他们在研究断肢再植术后肢体肿胀的原因时发现，在正常情况下，动脉的血流量和静脉的回流量是相等的，但动脉的数量少、压力高、流速快，而静脉的数量多、压力低、流速慢，两者血流量达到动态平衡。如果把等数量的动脉和静脉接上，静脉则不能把动脉输入体内的血液完全回流，将导致血液淤积，必然造成肢体肿胀，这就是王存柏右手术后出现肿胀的原因。有鉴于此，施行再植手术时必须多接静脉，该方法的有效性也在后续为上臂完全断离患者、前臂撕脱离断伤患者行断肢再植时得以验证。

中国标准，走向世界

此后，陈中伟教授和他的团队在断肢再植领域不断耕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他们报道了世界最大的一组断肢再植病例，不仅断面整齐的断肢能够再植，一些撕脱的断肢也得到成功再植，还能吻合外径不到1毫米的手指血管，实现断手指再植，再植的成活率居世界先进水平；他们还把断肢再植的技术拓展用于上肢低度恶性肿瘤的治疗，仅保留重要的神经干，完整切除肿瘤段肢体，再把远端肢体连同手部一起再植到肢体近端，最大限度地保留手和上肢的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没能再植或再植失败的患者，应用再植技术将患者自己的足趾移植到手上再造手指或拇指；对前臂屈肌外伤性缺失的患者进行吻合血管和神经的游离背阔肌移植，重建前臂的动力，重建手指屈曲的功能；对先天性胫骨假关节的患儿实施吻合血管的游离腓骨移植，使患肢恢复负重和行走功能等等。陈中伟及其团队接连创造了“腓骨移植”等6项世界第一，他提出的“断肢再植功能恢复评定标准”被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术界公认为“陈氏标准”。

1973年，《中华医学杂志》恢复出版后，在第一期开卷用7页的篇幅阐述介绍了陈中伟团队的实践和研究结果。1974年，陈中伟应邀在美国达拉斯城召开的手外科年会上做断肢再植创始者学术报告；1978年在荷兰鹿特丹召开的国际手外科联合会上，陈中伟被大会主席赞誉为“断肢再植之父”；1979年5月，陈中伟在巴西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显微外科会议上当选显微外科创始会员……由于陈中伟教授在断肢再植与显微外科领域的突出贡献，1963年获卫生部记大功一次，1981年获国务院国家科学大奖，1994年被李鹏总理授予杰出科学家奖。1980年陈中伟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时年51岁，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1999年，在美国召开的第13届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会将“世纪奖”授予陈中伟教授，表彰他为“断肢再植和显微重建外科做出的里程碑式贡献”。

首例断肢再植在我国成功实现，“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可以实现了”，这对当时我国的医生产生了积极的心理影响。我国学者在学术探索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自信。对此，我们从曾炳芳教授分享的他和“断肢再植之父”之间的一件小事上可以窥见。

那是1982年，陈中伟接受北美整形外科临床杂志约稿，撰写“下肢再植”的专论。他将准备文稿的任务交给了当时还是住院医师的曾炳芳。“我当时诚惶诚恐，不敢贸然接受。”曾炳芳教授回忆到，“陈教授一面将文章的构思倾囊相授，一面意味深长地鼓励年轻人，‘不要怕，只要好好把我们的经验写出来就行。记住，我们怎么说，世界就认为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走在世界的最前面！’”所谓大国自信，当如是！

中国显微外科50年

断肢再植手术的成功开创了中国显微外科技术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奠定了中国显微外科技术处于和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也为我们学科赢得了中国断肢再植摇篮的美誉。此后，我国显微外科、尤其是四肢显微外科事业在陈中伟教授、顾玉东教授、于仲嘉教授、曾炳芳教授等一大批杰出专家带领下飞速发展，技术和学术水平一直处于国际前沿地位，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再植适应证不断扩大

根据众多文献资料，我国的断肢再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随着小血管显微外科吻合技术的提高，在处理各种复杂特殊类型的断肢再植中，我们不断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如突破了年龄界限，从5个月的婴儿到年近7旬的老者；突破血管条件限制，小块组织离断也可再植；突破再植平面限制，从指根到指尖全长，任何部位离断均可再植；突破离断形态界限，不管是斜形、环形，还是不规则离断，都可再植。从普通手指离断到严重的碾压伤或撕裂性离断，再植成活比例均较高，功能恢复较好。

中国“再造”又一次唱响国际

断肢再植一般要求再植肢体有一定完整性，有可修复的血管、神经和肌腱，但当患者断肢严重损毁或缺失时，再植效果受限。半个世纪以来，显微外科取得了许多创新性的进展，断肢再造就是其中耀眼的“明星”。1966年2月，杨东岳和顾玉东等首创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手指手术获得成功。此后，足趾移植在拇指与手指的再造和重建方法上，不断改进和创新，手术指征不断扩大和完善。1979年，于仲嘉等为全手缺失的患者设计多个足趾移植进行再造和重建，即“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手”，该技术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是迄今为止医疗领域获得的唯一一项一等奖。1982年8月，在法国里昂国际显微外科医学会议上，于仲嘉的“再造手”发言赢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这个被美国专家誉为“中国手”的“足趾移植再造手”技术，又一次开创了肢体再造外科的新时代。

当然，创新并不是能被所有人都接受。1997年曾炳芳教授应邀在保加利亚手外科学会年会上作“中国显微再造外科”特邀报告时，主持会议的学会主席给他提了个棘手的问题，他质疑“为什么要移植足趾来再造手指？”。对此，曾教授回答道，“手术是为患者做的，是为了恢复他们的劳动生产能力，并不是为了医生。”该学会主席听后回应道，“我明白了，中国的患者不介意少一只足趾，可我们这里在乎，患者担心少了一只足趾怎么去见上帝。”这无疑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中国的医生想得更多的是患者没了手指和手将如何劳动和生活。

不过，虽然移植的足趾与手指相近，但毕竟其长度、粗细和形态还是有差别。为了使再造拇指和手指有更好的外观，近年来，我国显微外科工作者不断深入探索。2009年，程国良等提出了修饰性再造理念，很快得到广泛认可，临床效果良好。

显微外科修复重建

皮瓣移植修复创面是重要的显微外科领域，1973年，杨东岳、顾玉东首创腹股沟游离皮瓣，开启了我国皮瓣外科的研究；1973年陈中伟首创带血管、神经的游离胸大肌移植治疗前臂缺血性肌挛缩；1979年，杨果凡等报道的前臂桡动脉皮瓣，是世界首例主干动脉皮瓣，被誉为“中国皮瓣”，推动了主干动脉皮瓣的研究。这都是皮瓣移植在临床上重大突破性创新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此外，血管吻合通血也是离断肢体存活的关键，血管吻合技术除经典缝线外，近年来新的血管吻合方法不断出现。于仲嘉等提出的桥式交叉吻合血管技术，有效地解决了受区没有可供吻合血管时游离组织移植的难题；宋开芳等报道的使用化学组织粘合法吻合血管，时间短，效果较好。随着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应用，血管吻合和组织修复变得更加精准和精细，功能恢复也更好，让患者每一块离断组织都能成活并具备或接近原有的功能成为现实。

曾炳芳教授指出，“再植”、“再造”、“修复”，代表着我国显微外科技术的逐步发展和精进。如今，我国显微外科作为一项外科新的技术已趋成熟，并为整个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医学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显微外科领域还有一些问题待解决，还有很多肢体伤残者渴望得到更加有效和完善的治疗，要想使断肢再植精神发扬光大，还有很多事要做，需要更多年轻一代投身到显微外科事业中，继往开来。

（中国医学论坛报 徐嘉惠 整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曾炳芳 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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