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内科学：从精准诊疗到全生命周期管理——高翔教授、王化虹教授

本文作者：高翔教授、王化虹教授

消化内科学：从精准诊疗到全生命周期管理

摘要：消化系统疾病覆盖范围广、发病率高、病因复杂，对国民健康构成重大挑战。近年来，随着内镜技术、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以及靶向与免疫治疗的飞速发展，消化内科学已从传统的经验医学迈入精准诊疗与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新时代。本文结合我二人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临床实践与研究成果，系统梳理炎症性肠病、胃肠道早癌、功能性胃肠病、肠道微生态及肝病等关键领域的最新进展，探讨个体化治疗策略的优化路径，并展望未来消化内科在整合医学、数字化医疗及多学科协作中的发展方向。

引言

消化系统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与代谢枢纽，其健康状态直接影响整体生命质量。我国消化系统疾病谱正经历深刻变化：一方面，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率持续攀升，从“西方病”演变为我国常见的难治性疾病；另一方面，消化道肿瘤（尤其是结直肠癌）仍居恶性肿瘤发病前列，且呈现年轻化趋势；同时，功能性胃肠病、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肝病等慢性疾病的管理需求日益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消化内科医生不仅要掌握传统的内镜操作与药物治疗，更需要整合分子分型、影像组学、微生态干预及心理社会因素，为患者提供精准、连续、个体化的诊疗方案。本文两位作者分别来自华南与华北地区的两家大型三甲医院，长期深耕消化疾病临床与科研一线，希望通过此文与同道们分享经验、启迪思考。

一、炎症性肠病：从“难治”走向“可控”的精准之路

炎症性肠病（IBD），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是消化内科最具挑战性的疾病之一。过去二十年，我国IBD发病率呈指数级增长，仅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年门诊量已逾数万人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亦面临同样趋势。

（一）早诊早治：从症状识别到高危人群筛查

IBD的诊断尚无金标准，依赖临床、内镜、影像与病理的综合判断。高翔教授在临床实践中强调，对于不明原因的慢性腹泻、腹痛、体重下降，尤其是青少年患者，需高度警惕IBD可能。近年来，我们推动将粪便钙卫蛋白作为基层筛查的重要指标，其敏感度高、无创，能有效区分炎症性与功能性肠病。此外，肠道超声作为一种无创、可重复的影像手段，在CD的透壁炎症评估与长期随访中价值凸显。

（二）治疗目标的演变：从临床缓解到全层愈合

传统治疗以症状控制为目标，但现代IBD管理已明确走向“达标治疗（treat-to-target）”。王化虹教授指出，黏膜愈合已被广泛接受为治疗的基本目标，而对于CD患者，更高的“透壁愈合”甚至“影像学愈合”正在成为临床追求的理想终点。我们两个中心的数据均显示，达到透壁愈合的患者，其远期手术率、住院率显著降低。

（三）生物制剂与小分子药物的分层选择

当前，抗TNF-α单抗（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抗IL-12/23单抗（乌司奴单抗）、选择性JAK抑制剂（托法替布、乌帕替尼）等药物极大丰富了IBD的治疗选择。然而，“如何为患者选择第一剂生物制剂”仍是临床难点。

高翔教授团队基于中山六院的大样本队列，提出“疾病行为-预后风险分层”策略：对于年轻、广泛性病变、穿透性表型或高危因素（如肛周病变、深大溃疡）的患者，优先推荐起效快、疗效强的药物，甚至早期联合治疗；而对于轻中度、局限性UC患者，则采用升阶梯策略。王化虹教授补充，在选择药物时还需考虑患者合并症、感染风险、医保政策及患者意愿，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个体化治疗。

（四）生物类似药与治疗药物监测的普及

随着生物类似药进入临床，IBD治疗的可及性大幅提升。但同时也带来了疗效与安全性再评估的需求。我们两个中心均常规开展治疗药物监测（TDM），通过监测药物谷浓度及抗药抗体水平，指导剂量调整、转换或联合免疫抑制剂，显著提高了治疗成功率。

（五）多学科协作（MDT）在IBD中的核心地位

IBD，尤其是CD，常累及消化道全程并伴随肠外表现（关节、皮肤、眼等），且并发症（狭窄、瘘管、脓肿）处理复杂。在中山六院，IBD的MDT已常态化，消化科、胃肠外科、影像科、病理科、营养科、肛肠外科等共同制定诊疗方案。王化虹教授亦强调，北医一院的IBD MDT模式有效降低了急诊手术率，提高了择期手术的成功率，并显著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

三、消化道早癌：发现一例早癌，拯救一个生命

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是消化内科的核心使命之一。我国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负担沉重，但早期诊断率仍显著低于日韩等国家。近年来，在国家层面推动的“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及内镜技术普及下，消化道早癌的检出率稳步提升。

（一）精查内镜与图像增强技术

普通白光内镜对早期病变的识别存在局限。我们两个中心均广泛采用高清放大内镜、窄带成像（NBI）、蓝激光成像（BLI）及染色内镜等技术，对可疑病灶进行精细观察。王化虹教授强调，对于食管鳞状上皮不典型增生、胃的肠上皮化生及结直肠锯齿状病变，必须采用精查内镜结合病理活检，避免漏诊。

高翔教授则特别指出，在IBD长期随访患者中，炎症相关结直肠癌的风险显著增高。中山六院IBD中心对所有病程超过8年的广泛性结肠炎患者，常规进行色素内镜下的靶向活检，有效实现了癌变的早期发现与内镜下根治。

（二）内镜下切除技术的成熟与规范

对于局限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早癌，内镜下切除已成为标准治疗。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可实现整块切除、精准病理分期，其应用已从早期胃癌扩展至食管、结直肠病变。我们两个中心均建立了严格的手术适应证评估体系、并发症（出血、穿孔）处理流程及术后随访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ESD技术难度高、学习曲线长。我们呼吁建立区域性的早癌内镜培训中心，推广规范化操作，确保患者安全。

（三）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初步探索

近年来，AI在消化道内镜中的应用成为热点。中山六院与北医一院均参与了多项AI辅助早癌识别的多中心研究，结果显示，AI系统（如实时息肉检出系统、早期胃癌识别模型）可显著提高腺瘤检出率（ADR），尤其对微小、扁平病变的识别优于传统内镜。尽管AI尚不能替代病理诊断，但其作为“第二双眼睛”，在提升基层医院内镜质量方面前景广阔。

四、功能性胃肠病与肠-脑互动异常

功能性胃肠病（FGIDs）占消化科门诊量的40%～60%，以肠易激综合征（IBS）、功能性消化不良（FD）最为常见。这类疾病虽不直接危及生命，但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且常合并焦虑、抑郁状态，治疗难度大。

（一）诊断标准的演变与生物标志物的探索

根据罗马Ⅳ标准，FGIDs被定义为“肠-脑互动异常”。王化虹教授在临床中强调，诊断应基于症状特征，但必须警惕器质性病变的“红旗征”。近年来，我们尝试将肠道菌群检测、粪便短链脂肪酸谱、内脏敏感性评估等纳入综合评估体系，初步实现了部分IBS亚型的生物学分型。

（二）低FODMAP饮食与阶梯化治疗

饮食干预在FGIDs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低FODMAP饮食在IBS患者中可显著缓解腹胀、腹痛症状。高翔教授团队在临床实践中，联合营养科制定个体化饮食方案，避免过度限制导致营养失衡。药物治疗方面，解痉剂、外周阿片受体激动剂、5-HT3拮抗剂、选择性5-HT4受体激动剂及肠道菌群调节剂（如利福昔明、益生菌）各有适用人群。

（三）神经调节剂与心理干预的整合

由于FGIDs常合并焦虑、抑郁及躯体化症状，低剂量神经调节剂（如三环类抗抑郁药、SSRI）不仅改善情绪，更通过中枢镇痛作用缓解内脏高敏感。我们两个中心均建立了消化-心理联合门诊，由消化科医生与心理治疗师共同管理，显著提高了难治性FGIDs的疗效。

五、肠道微生态：从机制到临床转化

肠道微生态是近十年来消化领域最活跃的研究方向之一。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与IBD、IBS相关，还涉及代谢性疾病、肝脏疾病乃至肿瘤免疫治疗应答。

（一）粪菌移植的规范化应用

粪菌移植（FMT）在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中已确立一线地位。在IBD领域，多项研究显示FMT可诱导部分UC患者缓解，但疗效存在异质性。高翔教授团队牵头开展了多项FMT治疗UC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严格筛选供体、优化移植途径（经结肠镜多点输注）及多次移植可提高应答率。目前，FMT在我国已进入规范化管理阶段，我们呼吁建立区域性的菌群库，确保供体筛查、菌液制备与临床应用的同质化。

（二）益生菌、益生元与后生元

尽管市场上益生菌产品繁多，但高质量的临床证据仍有限。王化虹教授指出，对于IBS、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后的肠道微生态恢复，特定菌株（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具有明确获益。未来，基于个体菌群谱的“精准益生菌”策略值得探索。

六、肝脏疾病与消化系统的交叉管理

消化内科亦承担大量肝脏疾病（慢性乙型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硬化、药物性肝损伤）的诊疗工作。随着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成为第一大慢性肝病，其与肠道菌群、胰岛素抵抗的关联日益受到重视。

（一）MAFLD的全科管理

MAFLD不仅是肝脏疾病，更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高危因素。高翔教授强调，消化科医生在管理MAFLD时，需跳出“仅关注转氨酶”的局限，联合内分泌科、营养科、心内科共同制定生活方式干预、减重、降糖、调脂的综合方案。

（二）肝硬化并发症的精细化处理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肝性脑病、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仍是肝硬化管理的重点。王化虹教授结合北医一院经验，强调了内镜下套扎与硬化剂治疗的规范化，以及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在预防首次出血中的作用。同时，我们正积极探索肠道微生态调节在肝性脑病与内毒素血症中的辅助治疗价值。

七、消化内镜技术的拓展与创新

消化内镜已从诊断工具发展为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技术平台。

（一）超声内镜的介入治疗

超声内镜（EUS）引导下的细针穿刺、引流及消融技术发展迅速。EUS引导下胰腺假性囊肿引流、胆管引流、腹腔神经丛阻滞等，为许多无法外科手术的患者提供了微创治疗选择。中山六院与北医一院均设立了介入内镜亚专业组，年完成复杂EUS介入治疗逾百例。

（二）小肠镜与全消化道评估

双气囊小肠镜及胶囊内镜的应用，使小肠疾病的诊断不再困难。对于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小肠CD、小肠肿瘤，我们已建立清晰的诊断流程。高翔教授特别强调，在小肠CD患者中，小肠镜下的狭窄扩张与黏膜愈合评估对治疗决策至关重要。

八、消化内科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作为两个大型医学中心的学科带头人，我们深知学科建设与人才梯队的重要性。

（一）亚专科建设

消化内科已无法仅靠“全面”取胜，必须向亚专科精细化发展。中山六院消化内科在IBD、早癌、小肠疾病方面形成鲜明特色；北医一院则在功能性胃肠病、肝胆疾病、消化内镜介入治疗方面积淀深厚。我们均鼓励年轻医生在完成规范化培训后，选择1～2个亚专科方向深耕，同时保持对全科的广度认知。

（二）临床-科研一体化

临床研究是学科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两院均建立了完善的患者数据库、生物样本库，并牵头或参与了多项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高翔教授团队在IBD的临床流行病学、新药临床试验及真实世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王化虹教授团队则在功能性胃肠病的神经调控、肠道微生态领域持续产出高水平研究。

（三）医教研协同与区域辐射

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我们有责任带动区域消化疾病诊疗水平的整体提升。通过举办继续教育学习班、建立专科联盟、推广适宜技术，我们正努力缩小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医院之间的诊疗差距。

九、未来展望

站在2026年回望，消化内科学的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第一，精准医学将贯穿诊疗全程。 从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到代谢组学，多组学技术将推动IBD、消化道肿瘤、功能性胃肠病的精准分型与靶向治疗。我们期待更多基于中国人群的分子分型标准问世。

第二，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临床实践。 从内镜图像识别、病理辅助诊断到预后预测模型，AI将极大提升诊疗效率与均质化水平。但同时，伦理问题、数据安全与临床验证仍需高度重视。

第三，全生命周期管理与数字化医疗。 随着慢病患者数量增加，单纯依赖院内诊疗已无法满足需求。我们正探索利用移动健康APP、可穿戴设备、远程随访系统，实现对IBD、MAFLD、肝硬化患者的连续管理，真正实现“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照护。

第四，多学科协作向纵深发展。 消化疾病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学科难以包揽一切。未来，消化内科将与胃肠外科、肿瘤科、风湿免疫科、影像科、病理科、营养科、心理科等形成更加紧密、制度化的协作网络，以患者为中心，共同制定最优方案。

十、结语

消化内科学正经历着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再向“精准医学”的深刻转变。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既欣喜于新技术的层出不穷，也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始终是手段，而患者的整体获益才是最终目的。

高翔教授与王化虹教授分别身处华南与华北，面对不同地域的患者群体、疾病谱系与医疗资源，但我们追求卓越、关爱患者的初心一致。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严谨的临床研究、精细的学科管理以及有温度的人文关怀，中国的消化内科事业必将迈向更高水平，为“健康中国2030”贡献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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