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李妍

纵观历史，传染病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提到的：“才智、知识与组织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面对寄生性生物入侵时的脆弱无助，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

新中国成立70载，我国在经济、社会、科技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在传染病防控、改善人民群众健康状况方面，我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领域的专家学者，做出了卓越贡献。2018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制作了纪录片——《永不停歇的疫战》，记录了我国医疗卫生人员和传染病之间那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此，我们邀请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现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教授，梳理70年来我国感染病学领域的那些事，那些人……

致敬前辈：为了中国感染病学科发展他们做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诸多前辈为中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

钟惠澜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第一届名誉主任委员。内科学家、热带病学家和医学寄生虫学家，毕生致力于内科疾病特别是热带病研究，对回归热、斑疹伤寒、黑热病、肺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的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诊治及预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创立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分离出流行性斑疹伤寒和地方性斑疹伤寒病原体，证实阴虱也可传播斑疹伤寒；提出应用骨髓穿刺代替脾穿刺，以及补体结合试验进行黑热病早期诊断。与冯兰洲合作研究黑热病传播媒介，证实中华白蛉是北京附近传播黑热病的主要媒介。证实犬作为贮存宿主在传播中的作用。在研究中自己不慎感染而发病，结合自己患病时的体会及对其他病例的观察，提出黑热病早期表现的临床类型。制定了一系列诊疗规范，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吴朝仁 

曾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原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在细菌学研究方面有较高造诣，1955年创建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传染科并成立病毒研究室、寄生虫病研究室和抗生素研究室（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前身），1963年后主要进行临床抗生素研究，为开创我国抗生素临床研究作出了贡献。参与主编《传染病学》等著作。与钟惠澜教授、曹钟梁教授等共同组建中华内科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组（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前身），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分别于1962年在长春召开第一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1963年在黄山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染病学术会议等，为传染病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季午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第一届主任委员，著名的内科学、传染病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浙江大学传染病与寄生虫科创始人，1979年主编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传染病学巨著——《传染病学》，在传染病学领域人才培养、师资培养方面，以及血吸虫病、病毒性肝炎、钩体病等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钟梁

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和传染病学家，从新中国成立前控制霍乱流行，到新中国成立后消灭血吸虫病，作为西南地区领军人物，亲临现场组织诊治工作。1958年四川发生钩端螺旋体病大流行时，亲临现场抢救危重患者，此后坚持现场研究长达30年。在钩端螺旋体病肺大出血领域确立了华西医学院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对病毒性肝炎，特别是重症黄疸腹水型肝炎也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毛守白

医学寄生虫专家，我国血吸虫病研究开拓者之一。在血吸虫的流行病学、免疫诊断、实验治疗、灭螺方法以及血吸虫生物学等领域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科研成果。1984年获第37届世界卫生大会“里昂·伯尔纳”奖，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获此殊荣。

戴自英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首先提出以小剂量氯霉素治疗伤寒、副伤寒方案；引领病毒性肝炎、出血热的诊治和研究，败血症和感染性休克发病的机制和治疗研究。将临床医学、临床微生物学和临床药理学融为一体，是中国临床抗生素学的奠基人。主编《临床抗菌素学》等著作。1971-1972 年间主导了全国磺胺药、青霉素、链霉素的临床应用调查。1978-1981 年间对四环素类抗生素进行再评价，提出限制使用该类药物的建议并被卫生行政部门采纳。在倡导我国抗生素合理应用中成绩卓著。

田庚善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分会第二、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担任原卫生部病毒性肝炎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组织国内专家向国家建言，进行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并得到卫生部采纳正式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管理，为降低乙肝发病率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组织多中心临床试验，开创国内感染病学界多中心临床研究之先河。2次主持制定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汪俊韬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分会第四届主任委员。曾任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以病毒性肝炎为研究重点，曾担任“六五”国家攻关课题《慢性乙型活动性肝炎发病机理及治疗药物评价》的负责人。

王爱霞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分会第五届主任委员。在国内发现并报告首例艾滋病（AIDS）患者和首例国人经性传播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在国内最早开始用抗HIV药物进行HIV 感染的治疗。1995年制定了艾滋病诊治的国家标准。在国内最早从事院内感染细菌变迁的动向研究，牵头完成输血后丙型病毒性肝炎的前瞻性流行病学调查，率先提出要警惕输血引起的丙型肝炎交叉感染。首先倡导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应回归到感染病学本质，应将传染科改名为感染科。

斯崇文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第六届主任委员，在其任内正式申请将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任期内在2000年组织专家修订了《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创建了中青年委员会并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感染病中青年会议，创建了艾滋病学组、人工肝学组等。主编首部《感染病学》专著。

翁心华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七届主任委员，在其任内，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正式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对长期不明原因发热的病因诊断、细菌感染性疾病以及病毒性肝炎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临床实践与研究，积极推动我国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提升。在主任委员任内，主持编写了中国《慢性乙肝防治指南》和《丙型肝炎防治指南》。

李兰娟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八届、第九届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主编出版了我国首部《人工肝脏》、《感染微生态学》和教育部规划教材《传染病学》等专著35 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1 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和谈家桢科学奖临床医学奖等。

侯金林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十届主任委员。在任期内积极推进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作为亚太肝病研究会主席主办了规模最大的亚太肝病年会，提高了我国病毒性肝炎和肝病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主持“小贝壳”项目，强化乙型肝炎母婴阻断规范管理。

学会更名，“传染科”正式走入历史

2002年，为了顺应学科发展趋势，在多位感染病学界前辈的倡议下，中华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正式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并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网站，这是中华医学会各分会中成立最早的网站。

当时，感染病学界前辈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由经典传染病防控到病毒性肝炎肝病诊治，回归到大感染学科。前辈们及时看到了中国感染病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应该强化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建设。学会的更名为感染病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可以说，当前我国感染病学科发展已进入第三阶段，回归感染性疾病本质，即以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提升为主的“大感染”学科建设。

“大感染”学科建设，提升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是“王道”

其实，早在20世纪70~80 年代，上海华山医院的戴自英教授和徐肇玥教授就意识到提升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重要性。他们陆续发表了很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相关著作，进行了大量前瞻性工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迄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在我国抗菌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和相关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全球细菌耐药形势严峻，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细菌耐药问题，英国有专家小组进行预测，如果不解决当前细菌耐药的形势，到2050年，由于耐药菌感染导致的患者死亡将重新回到世界死因首位。

中国非常重视细菌真菌耐药防控，2012年，原卫生部出台第一部《抗菌药物临床使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感染疾病科要参与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管理。然而，不容忽视的现状是，当前我国大多数感染科医生仍然主要从事病毒性肝炎肝病诊疗，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亟待提升。

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细菌真菌诊疗能力提升的通知》，强调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成立感染科，建立以感染病学科为主体的细菌真菌感染诊疗体系，这为感染病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定位。

在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成立之初，王贵强主任委员就明确提出了感染病学科建设规划，强化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提升。这一方面与国家政策导向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感染病学界已经意识到，感染病学科应该积极参与到抗菌药物应用管理中，尤其要强化自身在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方面的提升，以应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细菌真菌耐药形势。

做好“大感染”学科建设，感染科、临床微生物和院感控制缺一不可

细菌真菌感染分布于临床各个科室，除了感染性疾病临床诊疗之外，感染科还为整个医院的感染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感染科医生能力弱，则全院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就弱。当前，国家强调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和医疗费用控制，在发生合并感染尤其是耐药菌感染后，将大大增加医疗费用，延长住院时间，增加病死率。而有效控制感染，有效诊疗感染性疾病，能够显著提高医院的经营效益。因此，从医院管理层面来讲，做好感染病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做好“大感染”学科建设，一方面感染病学科要加强自身能力提升和人才梯队建设，另一方面，做好病原学诊断和院内感染管理也至关重要。因此，感染病学科、临床微生物和院内感染管理三者应有机结合起来，整合学科资源，强化学科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感染疾病诊疗工作。

此外，医院管理部门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也应重视感染病学科建设，为感染病学科建设提供相应支持。

展望

当前，尽管传染病暴发流行已非常态，但我们应该常备不懈，及时有效控制新发、突发传染病。因此，感染科一方面承担了公共卫生、经典传染病防控等经典传染科工作，另一方面，虽然病毒性肝炎发病率得到有效控制，但现存感染人群基数仍较大，感染科医生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病毒性肝炎、肝病防治工作。此外，感染科医生需要提升细菌真菌诊疗能力、不明原因发热诊疗能力，在抗菌药物合理使用中发挥作用。同时，希望感染科医生积极参与院感防控、临床微生物结果判读，提升我国病原微生物感染能力。

最后，王贵强教授指出，感染病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明确，我们这一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感染病学科建设得更全面，能力更强，应对国家健康战略要求，为健康中国战略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