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比较特殊。1975年高中毕业后，为响应党的号召，我作为知青去了辽宁省的偏远山区西丰县。早上我从沈阳坐火车到铁岭，再转小火车，下了小火车再步行10多公里，到了青年点，已是晚上。农村生活条件很艰苦，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后来对于吃苦就不是特别在意。

1977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我非常幸运地考上中国医科大学，真像做梦一样。我们不是医学世家，但选择做医生，原因也很简单，从小是姥姥把我带大，经常告诉我们姐弟，长大当医生和工程师。我是家中的老大，考大学时姥姥已经年迈，母亲希望我学医，因此我在工程师和医生之间选择了后者。

现在常说“不忘初心”，我们这代人当时的初心就是报效祖国，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或者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和发热，也就是服从国家需要，干一行、爱一行。高考给了我选择，医生成了我的职业，做一个好医生也成为我个人的理想和初心。

之所以能上大学，特别感谢教了我9年数学的班主任张老师。我在偏僻的农村当知青，根本就不知道高考的事，张老师几次到我家跟母亲说，今年要高考，让我一定报考。我在离高考还有两个星期时得知这一消息，凭着过去的基础才考上大学。

1981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实习。1982年12月，我正式留在协和工作。协和的前辈对患者耐心及可亲的态度，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协和就像一个大熔炉，你会不知不觉被感染，并一代代自觉传承协和精神。在神经科实习时，李舜伟教授是我们的带教老师，他风趣和深入浅出的教学风格，让我对复杂的神经系统疾病有了一些兴趣。他动员我选择神经科，也是我进入神经科的引路人。后来读研究生，我的导师汤晓芙教授又带我走进了临床神经电生理的大门。我在协和一步步成长，之后担任协和神经科主任和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协和这个平台提升了我，协和这个熔炉融化了我，我感恩协和。

此外，家庭的教育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包括对待病人的态度等。以前我家住在协和医院在米市大街的宿舍，母亲跟我住在一起。当时晚上只要一听说急诊有事，我母亲都会说你赶紧快跑，回到家里她还问我，病人抢救过来了吗？

医生的工作，虽然很忙很累，但也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

多年前有一个老病人李阿姨，已经快80岁了。我们医院挂号很难，由于她年纪比较大，我一般都给她加号，因而她每次看病都在中午12点后。每当我问她病情的变化情况，李阿姨就说你别说话了，给我开点药就行，按照上次开，也不用查体了，你太累了。这让我特别感动，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和信任。疲劳感瞬间消失，不管多晚多累，我都会详细地问诊，认真地做检查。

这样的患者我在门诊中遇到过很多，这种医患关系能够产生一种正能量，使我们更想把工作做好。近年来，我看的渐冻症（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患者比较多。有一位渐冻症患者说话已不太清楚，表达病情都是写字告诉我。我问她做什么工作的，她说是儿科大夫，现在还在工作。她说，因为我手还能动，说话不清楚就通过写字跟孩子的家长沟通，现在的儿科大夫太少了，只要我能干一天，我还是要上班的。她既是我们的同行，也是一个患者，让人特别感动，对于我们来说就应该做得更好。

对于患者，最令我高兴的就是能够排除诊断。我在读博士时专门做临床神经电生理研究，所以我看肌电图报告从来不只看下面的结论，要看每个具体的数据。有的患者说他得了渐冻症，情绪特别低落，经过我们详细询问病史，详细的体格检查，认真地看肌电图报告，确认不是运动神经元病后，他们会特别高兴，甚至喜极而泣。

患者挂号、看病都很不容易。神经科疾病很复杂，曾经有患者同一个问题我反复解释三遍，最后看他还是没听懂，我就再给他解释一遍，有时用点口语，找个比较浅显的例子，一定要给他讲清楚。

我有一个病友群，现在已将近500人。ALS患者就诊不方便，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在群里随时提问。有了新的治疗方式，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患者家人可以在群里分享照料患者的经验和心得；有的患者过世了，他们剩下的呼吸机及一些药品也会在群里分享；面对一些不科学的治疗方式，我们会科学地回答，避免患者听信谣言上当。这个群既方便了患者，也使他们感受到温暖，知道医生在关注和重视他们。

我们也感受到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关心。群里有些患者一到过节的时候，自己不能动、说话不清楚，就靠特殊的电脑打字，指挥家人给我们做点心送过来；有的患者还表示将来愿意捐献遗体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这都让我特别感动。

对于患者，我真是怀着感恩的心。我自己很平常，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患者生病了却还能信任、关心我们，作为医生，就应该更好地为他们诊治，为他们服务。

作为专家，经验多一点，年龄长一点，更应该对患者耐心、态度好。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医生，也是老师，我们身边有很多学生，这也是协和医院的文化——言传身教。

医学教学非常特殊，不像其他领域，教学就是讲课。我们虽然也讲大课，但医学教学很重要的还是临床实践。学生会跟你一起出诊，为人师表，如果你自己对病人的态度都不是很和蔼，不够耐心，再去教育学生就没有说服力了。所以我即使特别累，也一定要保持笑容。希望让学生能够在我身上也看到协和的医生、老师是怎么对待病人的，进而把协和精神传承下去，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鞭策。

目前我已不再担任科室主任，今后还是希望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好研究和查房，把自己的临床经验继续传给年轻大夫。我也愿意为年轻人做铺路石和垫脚石，希望他们都比我强。

我担任过第四届和第七届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特别感谢医院提供的平台和很多前辈对我的积极推荐。我很幸运遇到这么多好的前辈、同道，他们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大家也非常团结，我们在一起制订过很多疾病相关指南，发表神经系统诊疗规范等。

学会坚持组织专家去一些偏远的西部地区做义诊，一些老教授也会参加，对年轻人来说既是学习的机会，也能够了解基层的状况，同时解决了一些疑难病转诊和诊断的问题。

在国际合作方面，我第一次做主委之前，第三届主委吕传真教授为我们进入世界神经病学联盟做了非常多工作，才使我们能够成为世界神经病学联盟的一员，这对我国神经病学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也曾担任过国际临床神经电生理联盟的执委，使我个人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通过一些活动，让国外专家更多地了解了我国临床神经电生理方面的进步。

现在，在国际神经病学会议上，有很多中国讲者，我们有时还推荐主持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作为个人，我始终不忘初心，做一个患者喜欢的好医生，学生喜欢的好老师，以及科学严谨的临床科研工作者。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张丽丽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