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中国恢复高考。我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于1978年顺利进入大学，那时还不到15岁。当时懵懵懂懂，选择学医主要是母亲的心愿。我的想法很简单：做医生治病救人是很崇高的事情，就填了志愿，没想到有幸进入了百年医学名校——湘雅医学院（现名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

然而，真正喜欢上医生这个职业是在1981年进入临床学习之后。我发现学医像解数学题，遇到疑难，层层剖析、循环论证，解开时就会很有成就感。原来学医是这么有意思的事。

经过五年在湘雅的浸润，“求真求确，必遂必专”的校训一直伴随着我的工作实践。随后，我到暨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再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均专注于脑血管疾病的研究。自此漫漫医学路，都源自当时的这个“有意思”。

1998年从德国留学回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讲师逐步升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医院神经内科科主任和学术带头人。从单打独斗到带领团队，我们一直致力于脑血管病的临床及科研，经多年积累，个人和团队在该领域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脑血管病的规范诊治很重要。因此，对于诊疗规范及临床指南的推广，我们极为重视，经常会通过学术报告和各层级的学术会议进行分享及推广。同时，我还参与了很多中国脑血管病指南、系列专家共识的制订。这也奠定了我及团队在全国神经病学领域的影响力。

在技术上，我们的脑梗死绿色通道建设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对于急性脑梗死患者，静脉溶栓及血管介入早期再通技术是能给患者带来戏剧性效果的治疗措施。我们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静脉溶栓和动脉溶栓。

1999年我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在我院实行卒中单元建设；2003年开始多学科合作的卒中溶栓救治绿色通道建设；2008年开始将卒中溶栓救治绿色通道纳入医院质量管理范畴。随后牵头了改善溶栓医疗质量的全国MOST项目，联合北京天坛医院牵头进行了提高溶栓率和缩短院内延误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全国脑梗死静脉溶栓的开展。而我院本身适合溶栓患者到院后的溶栓率超过70%，且DNT（患者到达急诊科-溶栓时间）不断缩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从医路漫漫，有辛苦，有劳累，但也有乐趣。治愈患者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让我觉得生活充实而美好，并想为此贡献一生。现在想来，让我不做医生是不可思议的事。

记得2003年3月，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在我国暴发，大家都谈疫色变。一位患者在看病时发生抽搐，我被通知去会诊。我赶到后马上发现，患者其实不是一般的“抽搐”，而是“阿-斯综合征”的典型表现。如果不立即给患者建立有效的人工呼吸和循环，患者极有可能死亡。我就马上给患者实施了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脏复苏，把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

事后，有人问我：“你不害怕感染吗？”我想了下，当时是本能地迅速反应，并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确实是有点后怕的。但如果调用其他人工呼吸设备，可能会因为缺氧时间太长而延误患者病情，影响抢救效果，所以我并不后悔。作为医生，如果没能挽救患者的生命，会让我非常沮丧和自责；而治好了患者，那就是最有成就感、最开心的事。

对于培养年轻人，我主要是采取抓大放小、指引方向的方法，也就是给年轻人松绑，指方向、放细节。这或许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

我大学毕业最初是分到了基层医院，没有人管，完全靠自己摸索。到大医院工作后，发现上级医生管得又太细，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我觉得应该放手让年轻人去做，要充分相信我们的中青年骨干能够在实践中，在适当的指引后，得到快速成长，而带头人则做好把关、监管即可。

例如，我们在10多年前就把静脉溶栓的权限放到了研究生毕业后的住院医期间，放手让他们去做静脉溶栓。他们成长得非常快。我们也会创造机会，把一些优秀骨干放到基层去，做挂职的神经科主任或卒中中心主任。他们下去后，无论是个人的学术能力，还是学科管理、患者服务能力，都有非常大的提高。

当然也要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合作精神。在我们团队中，有一个口号：“你可以不成为好朋友，不成为铁哥们儿，但是一定要成为一个好的同事。”只有相互协作、相互支撑，一个团队才能发展。

我从小就想着“医生把病人治好，是最伟大的事”，认为做医生，看病是主业。然而，一直积极推动中国卒中防治规范化的王拥军教授跟我说：“你一辈子当医生可以看多少个病人？但是，如果你教会了很多医生，那就很不同了。”这句话让我改变了想法，也启发了我对人才培养和医院管理的思考：自己再努力，能救治的病人量也是有限的，但教育培养更多的医者，提升救治水平，则能够挽救更多的病人。

因此，在担任院领导后，我与院领导班子达成共识，加大对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强对中青年骨干的培养。在人才引进、培养及学科建设的经费投入上，我们以广东省最顶级的医院为标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医院冲击国家“杰出青年”和“长江学者”的人才不断涌现，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的高水平论文数量显著增加，获批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数量也“翻倍式”上涨。

同时，我们建立并扩大了医院的脑血管病中心，使其进一步规范、强化和优化；并以所在的天河区为试点，建立专科医联体，逐步扩大到省内其他区域，形成了强有力的辐射。在此基础上，我们打造人才培养的“造血中心”——不仅满足自身医院的需求，同时还向大学其他附属医院、粤港澳大湾区和医联体单位输送优秀医学人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虽然只有40多年历史，但秉承了百年高校暨南大学自强不息的精神，特别是在危难或关键时刻都能拧成一股绳，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团队。

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医院先后派出三支医疗队共89名队员前往武汉参与“抗疫”，陆续在武汉市汉口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武汉雷神山医院支援。出发时，医护人员还相互打趣，我们送行的人却强忍热泪。“他们哪是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从死神手里抢人”，每每想起这句话，我都格外感动。

2021年5月21日，疫情又突袭广州，形势愈发严峻。各类信息扑面而来，各种紧急会议不停召开……每天从早晨7点到凌晨1点，我头脑中的这根弦一直都紧绷着，时刻不得放松，因为很多事情都需要第一时间掌握，以便快速决策。广州正在全力以赴，与病毒赛跑，我们积极响应，陆续派出300人次的核酸检测队伍到广州各地支援，以便尽早摸清范围，控制疫情。虽然这对我们的日常医疗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积极从医疗、护理、后勤、服务保障等各个方面去协调，保障医院正常运营。

时值“龙舟水”季节，广州的天气变化多端，时而暴风骤雨，时而烈日酷晒。为了防疫，我们的队员必须全副武装，但穿上防护服后1小时，全身就会被汗水浸透，很容易发生中暑和脱水，这让我时刻担忧。然而我们的队员却顾不上那么多，一做就是数小时，半夜累了就席地而卧。就是在这样的坚持下，我们的检测队在11天内完成了30多万人的核酸筛查，为广州控制疫情扩散争取了时间。作为院长，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张丽丽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