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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IS(中文版)》是神经介入专科影响力最高的国际期刊Journal of NeuroInterventional Surgery (JNIS)(IF 4.8)的官方中文期刊,由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CFITN)联合新媒体平台「卒中视界」与《JNIS》出版方BMJ中国版权合作,于2019年4月正式发布。旨在以中文语言为我国神经介入领域医务工作者提供JNIS原版学术进展,并将更多国内优秀神经介入成果介绍给国际学界。打开一扇窗,架起一座桥。中文版编委会由176名国内顶级医学专家组成,每期《JNIS(中文版)》内容由编委精选和精译,并结合专家个人经验撰写专家评论以飨同道。
本期译者:翁传波
本期点评人:江涛教授
在神经介入临床实践中,抗血小板和抗凝方案在不同中心有着较大的差异。本文在2014年SNIS指南的基础上,纳入了最新的研究结果与临床证据,对不同疾病与有不同合并症患者的抗血小板和抗凝方案推荐进行了更新。
2014年SNIS原指南在“血小板功能抑制与监测”章节主要提及了不同药物、检测对血小板功能活性的影响,探讨了新获批的凝血酶抑制剂与凝血因子Ⅹa抑制剂,以及血小板功能监测的最新进展。
本次指南内容更新基于MEDLINE数据库(PubMed)中可索引且已发表的涉及“神经介入手术中使用抗血小板与抗凝药物”内容的文献,时间跨度为2013年12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搜索关键词为“抗血小板”“抗凝剂”“治疗”“血管内”“神经血管”与“介入放射学”,文献涉及病例报道以及非随机的单中心报道。按照惯例,作者对证据质量进行了分类与分级。参与指南更新的成员来自北美神经外科学、神经病学、介入神经放射学以及药理学领域的学术机构,更新内容获得所有参与作者的协商一致。
建议1:在神经介入手术完成或出血事件结束后,单个患者血栓事件风险超过出血风险时及时恢复抗凝治疗是合理的(I类,C-EO级)。
直接口服抗凝药物(DOACs)使用日益广泛,神经介入手术遇到该类患者的概率也大大增加,急诊手术时往往需要紧急拮抗并逆转该类药物的抗凝作用以降低介入手术的出血风险,这些药物包括凝血酶抑制剂达比加群脂以及沙班类(阿哌沙班、贝曲沙班、依度沙班和利伐沙班)凝血因子Ⅹa直接抑制剂。
依达赛珠单抗在2015年获FDA批准用于拮抗达比加群直接凝血酶抑制作用,其为人抗达比加群单克隆抗体碎片,逆转起效的中位时间为2.5h。约25%患者在使用依达赛珠单抗24小时后血浆达比加群浓度会出现反弹,但再次使用依达赛珠单抗效果良好,而依达赛珠单抗1月内血栓事件的风险为4.8%。浓缩活化凝血酶原复合物(APCC)是一种维生素K依赖的凝血因子血浆提取浓缩物,同样能够逆转直接凝血酶抑制剂达比加群,其通过蛋白酶水解或血液透析而活化起效。依达赛珠单抗逆转达比加群直接凝血酶抑制作用的推荐剂量为5g静脉推注,如果没有依达赛珠单抗则可选择APCC 50IU/kg静脉推注。
安得塞奈(Andexanet alfa)用于凝血因子Ⅹa抑制剂类抗凝药(沙班类抗凝药)逆转,其为修饰重组的失活凝血因子Ⅹa,可与沙班类抗凝药结合后阻断后者抗凝药作用。另外,凝血酶原复合浓缩物(PCCs)是血浆维生素K依赖凝血因子的灭活形式,PCCs促凝有效率约为58%。若需紧急逆转利伐沙班或阿哌沙班的抗凝效果,可选安得塞奈剂量400mg或800mg进行静脉立即输注,输注速率30mg/min,并在后续最长120min内可予4mg/min或8mg/min持续输注至效果满意。安得塞奈给药剂量取决于患者服用沙班类药物的剂量与最后一次服药时间。如果没有安得塞奈,可予PCC 2000UI替代。对于依度沙班与贝曲沙班,有超说明书使用安得塞奈复合剂量800mg后8mg/min持续输注至最长120min或PCC 2000UI的推荐报道。
社区治疗冠脉疾病的一篇共识文章中建议,患者血栓事件风险超过出血风险时,应立即恢复抗凝治疗。通常情况下,可在1周内恢复抗凝治疗。尽管在神经介入手术领域无相关文献报道,而冠脉疾病治疗1周后恢复抗凝治疗是可借鉴的。
表1
表2
建议2:神经介入手术围手术期抗血小板药物反应相关检测具备临床指导价值,但各指标阈值界定尚未形成共识(Ⅱa类,B-NR级)。
神经介入手术前是否对患者进行抗板药物反应评估尚未形成共识。有研究发现,采用介入栓塞治疗的未破裂脑动脉瘤患者,术后按照阿司匹林反应(ARU)>550或血小板反应(PRU)>213调整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剂量能一定程度降低血栓栓塞事件发生率,但该策略并未获得广泛采纳。相反,放置血管支架后习惯性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方案却已成为过去十年的通常做法。氯吡格雷抗血小板作用存在明显个体差异,约30%服用标准剂量氯吡格雷患者可能无法完全抑制腺苷二磷酸(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VerifyNow P2Y12与CYP2C19等位基因功能缺失检测可用于指导抗血小板药物治疗策略的调整,分析血小板活性与聚集水平的降低程度,即可预测抗血小板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有足够证据表明,基因功能多样性缺失导致了氯吡格雷活性代谢物水平下降,并使其通过ADP诱导的抗血小板治疗效果下降。但这些等位基因的功能缺失,不会影响其他P2Y12抑制剂的药物学效应,如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等。通过VerifyNow P2Y12检测评估PRU有时会受到血小板计数或红细胞压积偏低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预测血管导流装置(FD)放置围手术期出血与血栓性事件是有效的,这与血栓弹力图评估中枢神经系统缺血事件与血管再通后出血风险相似。
大量研究佐证了抗血小板反应评估的价值。96例血管支架置入患者术后使用氯吡格雷预防血栓事件,对氯吡格雷无反应者术后血栓栓塞风险高达16%,而非耐药者仅为1.6%(<0.01)。44例血流导向装置(PEDs)辅助动脉瘤栓塞患者中,围手术期发生血栓事件者PRU值多>240。与冠脉介入手术不同,脑动脉介入手术不仅需要警惕血管栓塞风险(PRU>240),还需警惕出血风险(PRU<40)。而在冠脉介入手术中,术者更关心PRU的上限,即PRU是否>240。而在前瞻性研究中,利用VerifyNow评估患者术前PRU,并以PRU在60-200之间作为使用血管导向装置(FDs)的指征,141例颅内颈内动脉与椎动脉中小型未破裂动脉瘤患者进行介入栓塞治疗并随访1年,仅3例患者(2.1%)因严重卒中并发症而死亡,研究认为将FDs使用限制在对抗血小板治疗反应良好(PRU值位于60-200之间)的患者中能一定程度降低远期卒中并发症的发生。
CYP2C19等位基因功能缺失存在于25%的高加索患者与60%的亚洲患者中,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治疗仅对非CYP2C19等位基因功能丧失的患者才能取得更好的卒中预防效果,因为非CYP2C19等位基因功能丧失的患者才能将氯吡格雷转换为有效的活性形式。同样的,6412例携带CYP2C19等位基因功能缺失的轻度缺血性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在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中接受替格瑞洛或氯吡格雷治疗,发现接受替洛瑞格治疗的患者90天再发卒中事件的风险低于接受氯吡格雷治疗者。
FDA会在药物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时更新说明书警告:(1)警惕药物对特殊病情或特定群体产生不利影响;(2)药物潜在严重不良反应安全隐患,严重时FDA可能会发出最强烈的“黑框警告(BBW)”,表3列举了抗血小板和抗凝药物的“黑框警告”;(3)药物相关风险大于带来的受益时而被列为禁忌。当药物不良反应影响到整体诊疗策略制定时也会发出BBW,如深静脉血栓形成、心房颤动、近期冠脉介入治疗需求或有特发性血小板下降时不推荐联合抗血小板药物(双抗)用于择期动脉瘤介入手术的常规治疗。药物获益所附带的风险应当被谨慎考虑,某些严重不良反应可通过调整药物使用方案来避免或减少,如选择合适的患者、用药监测、避免药物相互作用、考虑患者其他合并症等等。
表3
建议3:不伴有其他合并症的脑动脉瘤介入手术患者,无需考虑介入手术与动脉瘤治疗装置以外的其他血栓风险而增选抗血栓药物(Ⅱa类,B-NR级)。
建议4:过去6-12个月内放置过心脏支架的脑动脉瘤患者,在进行神经介入手术治疗时建议使用DAPT(I类,B-NR级)。
抗血小板联合口服抗凝(OAC)的治疗方案在实际临床工作中被广泛采用,使用率可能高达39%-55%。很多患者在无法获得额外收益、甚至面临很大负面风险的前提下被长期施以这种联合用药策略,事实上,方案的合理性缺乏证据,且确需联合用药的患者极少。我们在表4中列举了基于神经介入手术患者合并症而应采取的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策略。需要强调双重抗血小板治疗的意义,在2014年SNIS指南中已阐述了神经介入手术患者DAPT方案的获益情况。
破裂动脉瘤神经介入手术同时该如何使用抗血小板或抗血栓药物尚无定论,且缺乏相关研究报道。部分作者建议,行脑室穿刺处理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对破裂动脉瘤的处理类似于未破裂动脉瘤。首选围手术期双重抗血小板方案,包括阿司匹林联合静脉注射糖蛋白IIb/IIIa抑制剂,术后逐步过渡为口服治疗。破裂脑动脉瘤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的系统综述发现,术后延迟给予抗血小板药物将增加血栓事件风险,选择术前与术中早期给药可将血栓事件风险降低至未破裂脑动脉瘤相当水平。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破裂动脉瘤前予DAPT(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口服,手术时静脉注射使用肝素,术中支架内血栓形成则动脉内注射替罗非班联合术后单抗血小板方案(SAPT)或双抗血小板方案(DAPT)等处置措施与单纯弹簧圈栓塞破裂动脉瘤相比,无论术中出血与血栓形成,还是术后梗死的发生率两者均无差异。研究显示,破裂动脉瘤神经介入手术后使用氯吡格雷可减少血栓栓塞事件,是否需要联合阿司匹林还不明确,但多数手术者选择阿司匹林而非氯吡格雷。
未破裂动脉瘤的介入治疗方案可考虑单纯弹簧圈栓塞、球囊辅助弹簧圈栓塞、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瘤内扰流装置置入以及编织支架载瘤动脉血流导向术。过去十年FDs的广泛使用,使得DAPT成为预防血栓事件的通用方案。1005例颅内血管导流装置置入治疗的Meta分析显示,包括替格瑞洛与普拉格雷在内的双重抗血小板方案是安全的,使用替格瑞洛可能比使用氯吡格雷更能提高生存率。通过抗血小板反应检测与PRU指数调整FDs抗血小板治疗已引起广泛关注,但具体如何用于治疗调整仍然没有前瞻性的有效推荐。
表4
建议5:对于静脉血栓形成超过3个月且正在评估血管内治疗脑动脉瘤的患者,应考虑停用OAC或维生素K拮抗剂,以权衡迟发动脉瘤治疗的风险。对于静脉血栓形成小于3个月的患者,应考虑延迟神经介入治疗。如果无法执行,参见心房颤动建议(Ⅱb类,C-LD级)。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早期积极治疗通常需要3个月,二级预防需长期进行。但临床工作中,VTE治疗时间取决于复发因素、出血风险及患者配合程度等等,因此,实际抗凝治疗时间个体差异较大,当出血风险低时抗凝治疗时间将延长,而高出血风险时往往3个月后即停止抗凝治疗。需长期抗凝治疗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男性、高肺栓塞指数、停止抗凝治疗1月后D-二聚体检测呈阳性。特定患者出血风险因素增高,则需重新评估抗凝治疗的风险与获益。2016年CHEST指南建议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用于DVT抗凝治疗;虽然长疗程抗凝治疗并非DVT的最佳治疗方案,但可预见的是,这种长疗程抗凝治疗可因各种因素而随时中止。
建议6:对于接受OAC并需要神经介入手术治疗的房颤患者,TAT (OAC + DAPT)的持续时间应尽可能短,或根据个体的缺血和出血风险情况避免使用OAC + SAPT(Ⅱa类,B-NR级)。
心房颤动通常需要抗凝治疗来降低栓塞性卒中风险,与单一用药相比,DATP联合抗凝药物组成的三联方案(TAT)显著增加了出血风险。综合心血管内科相关文献,我们将TAT方案分别与DAT方案及SAPT方案(OAC与单一抗板药物)进行比较。
四种口服非维生素K拮抗剂抗凝药(NOACs)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抗血小板药物与NOACs联合可降低出血风险,但缺血性事件风险(卒中、心肌梗塞及支架内血栓形成)并无差异。Angiolillo及其同事更新了2018年北美共识中心房颤动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时抗栓治疗管理建议,共识指出,房颤患者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PCI)围手术期间使用阿司匹林与一种P2Y12抑制剂联合进行抗栓治疗,通常在PCI术后1周开始使用或有医师根据实际病情决定。之后,停用阿司匹林继续P2Y12抑制剂(最好是氯吡格雷)联合NOAC,应给予6-12个月,可根据患者缺血与出血风险进行调整。对于血栓风险增加,但出血风险可控的患者,建议继续服用阿司匹林(即阿司匹林+氯吡格雷+1种P2Y12抑制剂的TAT方案)至最多1个月。之后,患者应停止抗血小板药物,接受OAC治疗。
心房颤动患者接受PCI手术时需要在长期OAC预防血栓栓塞基础上接受抗血小板治疗以防止支架内血栓形成。冠脉相关随机试验证明,DAT联合DOACs较TAT联合维生素K拮抗剂安全性更好。TAT的疗程应尽可能短,必要时需权衡患者出血与栓塞风险而动态调整。
建议7:对于未破裂脑动静脉畸形患者,没有证据表明需要改变用于治疗其他疾病的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Ⅱb类,C-LD级)。
脑动静脉畸形(AVMs)介入栓塞时是否进行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目前尚无统一定论。SNIS标准与指南认为,介入栓塞未破裂AVMs时采用如弹簧圈栓塞动脉瘤时使用的标准全身肝素化应该是合理的。部分术者会在介入栓塞结束时使用鱼精蛋白逆转肝素化,而部分术者选择让肝素自行代谢。对于出血的AVMs,栓塞结束时进行全身肝素化逆转是通常做法,但破裂AVMs形成的脑内血肿会诱导伪心肌梗死的心电表现而误导术者拒绝逆转全身肝素化。
高流量AVMs,特别是在高流量AVMs破裂的情况下,术者可能不会选择术中全身肝素化,理由是高血流量会降低供血动脉内血栓形成的风险。然而儿童未破裂高流量动静脉瘘中,颈静脉流出道狭窄或闭塞是介入栓塞动静脉瘘后脑静脉内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因此对于类似患儿,作者建议术后短期使用低分子肝素(LMWH)抗凝来预防脑静脉血栓形成。在切除>4cm并具有广泛静脉流出道的AVMs时使用阿司匹林与肝素来预防脑静脉栓塞也是类似原理。潜在血栓栓塞因素,如莱顿Ⅴ因子突变病(factor Ⅴ Leiden),可能导致AVMs血管畸形团与静脉流出道血栓形成,这同样会引发神经系统症状。立体定向放射治疗AVMs时,在治疗终末也会导致静脉流出道闭塞并引发出血。
少数研究人员通过血流导向支架或支架辅助弹簧圈处理AVMs的供血动脉,术后提倡双重抗血小板药物预防支架内血栓形成。因病例数少、随访时间不足,尚无法将上述方案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非介入治疗方案分别进行比较,从而评估新方案的颅内出血风险。
AVMs介入手中需要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外,有文献表明,在AVMs其他情形下也需讨论抗血小板或抗凝剂的适用性。急性神经系统症状中,TIA症状与AVMs“盗血”症状极其相似而难以区分,TIA需要抗血小板药物来预防卒中,在处方抗血小板药物前考虑血管破裂因素、AVMs大小与出血史对降低AVMs出血风险可能有所帮助。一项针对77例服用阿司匹林的未破裂AVMs患者研究发现,在长达4年的随访中,AVMs大小<3.5cm是AVMs破裂风险增加的唯一因素。1例长期口服抗凝药物的心房颤动患者摔倒后在原有AVMs附近发现硬脑膜下血肿,经讨论,血肿可能与外伤跌倒、AVMs或两者均有关。但总体而言,未破裂AVMs并非长期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的禁忌。
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HHT)患者发生AVMs的风险明显高于一般人群,因此,该类人群脑出血风险也高于一般人群。脑内多发,而非单发AVMs高度提示HHT。两项服用抗血栓药物HHT患者的研究显示,AVMs出血风险并没有明显增加,但这两项研究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并非所有患者都接受了神经影像学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有潜在的AVMs,两项研究亦没明确患者具体基因型。
建议8: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应在神经介入治疗后继续进行DAPT脑血管病二级预防(Ⅱa类,B-NR级)。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ICAD)疾病传统上普遍只采取药物治疗,2005年以前多以华法林抗凝治疗ICAD,随着ICAD治疗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ICAD患者开始接受血管成形与支架置入的血管内介入治疗。2005年WASID试验表明,就ICAD卒中预防效果而言,大剂量阿司匹林并不劣于华法林,且出血与死亡等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从而导致了优先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治疗ICAD的转变。2015年CHANCE试验显示,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的DAPT方案比单用阿司匹林治疗ICAD时患者血栓栓塞事件更少,自此使用DAPT治疗ICAD更为广泛,但仍需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尤其是新型抗血小板药物。
建议9:ICAD神经介入治疗后,DAPT方案应至少持续3个月。之后,患者若没有新发卒中或TIA表现,则可通过评估出血与缺血风险逐步考虑恢复SAPT方案(Ⅱb类,C-LD级)。
早期数据显示,支架置入治疗ICAD所带来的并发症与病死率并不低,但难治性ICAD迫切的诊疗需求推动着相关研究不断进展。新的研究可能对现有ICAD抗血小板方案提出更多建议,但对于多数接受球囊成形或支架置入的ICAD患者来说,手术前后仍首推DAPT方案,而术中肝素化可有效降低血栓栓塞事件的发生。虽然血管成形术与支架置入术效果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ICAD患者可不再接受抗血小板药物治疗。
WEAVE试验(Wingspan支架上市后监测)是FDA授权的一项上市后监测,旨在评估Wingspan支架系统治疗ICAD的围手术期安全性,其监测结果后来被用于指导术后抗血小板治疗方案的制定。试验结果显示,Wingspan支架治疗ICAD围手术期并发症为2.6%,发生率较低。建议术前7-10天采用阿司匹林联合1种P2Y12抑制剂的DAPT方案,术后继续使用90天,之后改为阿司匹林单独用药,该方案与颅内其他支架置入术相类似,但仍适用于ICAD。
建议10:颈内动脉支架置入的患者应在术前和术后接受DAPT方案至少3个月(Ⅱa类,B-R级)。
颈动脉粥样斑块可自发或在介入手术过程中脱落而导致卒中事件,置入后的颈内动脉支架也有致栓风险,特别是在置入后早期支架未被血管内皮覆盖之前。栓塞保护装置的回顾性研究显示,颈内动脉血管内支架置入术(CAS)与急性、亚急性缺血性并发症相关,报道的发生率从1%至40%不等。发生率为1%的研究中配备了栓塞保护装置,其患者合并疾病极少,以发生卒中或TIA症状作为确诊缺血事件的标准。而发生率为40%的研究中,以术后MRI弥散加权像中出现缺血性信号作为确诊标准。颈内动脉血管内膜损伤释放促凝因子,内膜下胶原组织暴露,触发血小板活化聚集、血栓形成及远端血管栓塞。虽然推荐颈内动脉支架置入过程中DAPT的预防性使用,但使用时机、剂量与疗程缺乏深入的研究报道。现已证明低剂量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组成的DAPT方案在降低CAS围手术期TIA风险上优于单一抗血小板方案,且与抗凝治疗相比,DPAT方案显示出更小的缺血与出血并发症发生率。关于CAS围手术期抗血小板治疗的多学科共识文件中指出,推荐CAS术前DAPT方案至少4天,术后至少使用30天,此后改为长期单用阿司匹林。
需要接受紧急冠状动脉旁路搭桥(CABG)的颈内动脉重度狭窄患者,可在搭桥手术前1天进行CAS术。CAS术前,患者需服用阿司匹林并静脉注射糖蛋白Ⅱb/Ⅲa抑制剂依替巴肽。再在冠脉搭桥术前6小时停用依替巴肽,而阿司匹林无需术前停用,术后第2天拔除冠脉搭桥手术引流管并继续服用阿司匹林,或联合氯吡格雷或其他抗血小板药物一同口服。
建议11:对于急性大血管闭塞缺血性卒中治疗时接受CAS的患者,无论患者是否接受过溶栓治疗,均应给予静脉或口服糖蛋白IIb/IIIa抑制剂或P2Y12抑制剂负荷剂量,然后维持静脉输注或口服给药,以防止支架内血栓形成(Ⅱb类,C-LD级)。
法国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中心(ETIS)认为,急诊机械取栓并置入支架时需要配合积极的抗血小板治疗,推荐糖蛋白Ⅱb/Ⅲa抑制剂或P2Y12抑制,静脉用药方案可在术后24小时改为口服,并认为在预防亚急性支架内血栓形成方面优于单用阿司匹林,且不会增加颅内出血风险。也有研究者推荐阿司匹林联合P2Y12抑制剂,若患者对氯吡格雷耐药,则需更换其他P2Y12抑制剂,如替格瑞洛。
建议12:对于CVST患者,肝素抗凝是一线治疗方案;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血管内治疗,尤其是进行了标准药物治疗但仍出现临床恶化的情况下(Ⅱa类,B-R级)。
脑静脉血栓形成(CVT)可累及静脉窦及脑静脉,年轻患者多见,但各年龄段均可发病。CVT临床表现多样,症状隐匿,早期诊断困难。抗凝治疗是CVT主要治疗手段,不建议抗血小板药物为主的治疗策略,但可供参考的研究报道并不多。两项抗凝药物(静脉注射肝素与皮下注射那曲肝素)与安慰剂的随机对照研究均认为抗凝治疗可降低CVT死亡率与致残率,但Meta分析认为结论无统计学差异。
CVT伴颅内出血问题临床并不罕见,根据随机研究及临床数据结论,推荐肝素或基于患者体重调整的低分子肝素来抗凝治疗。妊娠期与妊娠期结束后至少6周内需使用低分子肝素进行CVT抗凝治疗。对于大于28天的儿童,低分子肝素钙的CVT抗凝治疗应持续3-6个月。最近,欧洲卒中协会建议将CVT抗凝治疗一线药物调整为低分子肝素而非之前的OAC,但对于抗凝治疗的持续时间没有明确的共识。
静脉内取栓或溶栓治疗CVT仍存在争议,特别是当血栓位于颅内静脉窦内时,通常在标准抗凝治疗无效、患者病情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血管内治疗,相关内容可参见2018年SNIS指南。相关研究将具有至少一个不良预后风险因素的CVT患者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组,一组采用血管内治疗(静脉取栓、静脉内阿替普酶或尿激酶溶栓)同时继续标准抗凝药物治疗,另一组单用标准抗凝药物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死亡与致残率上并无差异,但该项研究因纳入病例数(67例)较少而提前终止。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CVT与CVST的发病比率相对增加,对重症静脉内血栓形成的血管内治疗研究也在持续跟进。
因患者数及手术量较少,神经介入治疗的证据质量低于冠脉介入治疗,但我们仍总结了部分神经介入手术中抗血小板与抗血栓治疗的建议,这些建议仍需要更多前瞻性与随机性研究来支持与加强。
2014年SNIS原指南在“血小板功能抑制与监测”章节主要提及了不同药物、检测对血小板功能活性的影响,探讨了新获批的凝血酶抑制剂与凝血因子Ⅹa抑制剂,以及血小板功能监测的最新进展。本次更新回顾了近10年的文献,从12个角度对神经介入手术中使用抗血小板与抗凝药物进行更新,涉及颅内出血后、神经介入围手术期、合并未破裂动脉瘤、静脉血栓形成、房颤、动静脉畸形、ICAD、急性大血管闭塞、CVST等方面。相信能为读者提供更详尽的依据以获得临床指引与决策。
JNIS中文版编委
江涛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安徽省公共医学临床中心神经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脑血管病的临床规范化治疗及科研,在出血及缺血性疾病方面开展开颅及介入手术并致力于融合手术与介入综合治疗脑血管病的工作。
学术与社会任职: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慢性病防治管理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安徽省抗癫痫协会理事。
翁传波
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安医大一附院北区)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在读博士,安徽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脊柱脊髓外科学组成员,安徽省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长期从事神经外科临床工作,熟练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擅长脑、脊髓创伤、脑血管病手术救治与康复。
本文转自:卒中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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