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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脏病(CKD)患者往往并发症众多。在临床实践中,临床医生对心血管事件的关注度极高,但对CKD患者潜在的血栓栓塞风险往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钟爱民教授从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评估策略及个体化抗凝挑战三个维度,深度剖析了共病时代下CKD患者血栓管理的破局之道。
钟爱民教授
流行病学:CKD患者血栓风险显著升高
多项国际数据(如美国、瑞典队列研究)显示,CKD患者发生血栓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4至13.6倍。更为严峻的是,血栓风险与肾功能恶化呈显著负相关:肾小球滤过率(eGFR)每降低10 ml/(min·1.73 m²),血栓风险即增加13%。
当前,CKD的疾病谱已发生深刻变化,全面进入“共病时代”。糖尿病已跃升为导致终末期肾病的第一大原发病(我国约1/3的糖尿病患者合并CKD),此外,高血压、脂代谢异常、心力衰竭及房颤等合并症极为普遍。例如,合并高血压的CKD患者,其血栓风险较单纯高血压患者增加1.5~2倍;合并糖尿病者风险增加1.5~3倍;合并心脏病者风险则激增2~4倍。多种危险因素的叠加,使得CKD患者面临极高的血管事件风险。
机制探源:CKD状态下的“血栓三要素”演变
血栓的形成离不开经典的Virchow三要素:内皮损伤、高凝状态与血流动力学异常。在CKD患者中,这三大要素均存在显著的病理生理改变:
1. 血管内皮损伤 CKD患者常见的蛋白尿本质上即为内皮损伤的表现。此外,尿毒症毒素的蓄积、氧化应激以及慢性微炎症状态,均会持续破坏血管内皮细胞的完整性。
2. 凝血/抗凝系统失衡与血小板功能异常 CKD患者常处于高凝状态,促凝物质增多而天然抗凝物质减少,纤溶系统受抑。更为棘手的是,CKD患者的血小板功能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黏附与聚集功能受损导致出血倾向增加;另一方面,微炎症与毒素又可激活血小板,诱发血栓形成。这种“既易出血、又易长血栓”的矛盾状态,是临床干预的重大难点。
3. 血流动力学改变 血液透析相关的体外循环、合并心力衰竭以及制动等因素,均会导致血流淤滞与涡流形成。
临床聚焦:不可忽视的静脉血栓栓塞症与肺栓塞
CKD患者的血栓类型广泛,涵盖动脉系统 [如外周动脉疾病(PAD)、缺血性卒中、心肌梗死] 与静脉系统 [如深静脉血栓(DVT)、肺栓塞(PE)及血管通路血栓] 。钟爱民教授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临床极易被低估的PE。
回顾性数据表明,在心血管及CKD住院患者中,PE的发生率远超临床预期。特别是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透析器中不可避免产生的微小血栓,可随静脉回流沉积于肺血管床,导致肺微血管栓塞/微血栓形成,虽多不引起致死性血流动力学崩溃,但可增加肺动脉压力及远期心肺负担。
临床风险评分 建议引入Caprini、Padua或Wells等量表,评估患者的肿瘤史、近期手术/制动史、心肺功能及激素使用情况。
D-二聚体与影像学确诊 评分高危不等于确诊,必须结合D-二聚体检测。若D-二聚体阴性,可大概率排除VTE;若D-二聚体显著升高且评分高危,应果断行CT肺动脉造影(CTPA)或下肢静脉超声以明确诊断。
一旦确诊血栓,抗凝治疗是核心基石。然而,面对CKD尤其是终末期肾病患者,临床医生往往面临“无药可用”或“用药受限”的困境:
1. 新型口服抗凝药(DOACs)与肝素的局限
利伐沙班、阿哌沙班等DOACs虽在普通人群中应用便捷,但其排泄高度依赖肾脏。当eGFR<30 ml/(min·1.73 m²),甚至<15 ml/(min·1.73 m²) 时,多需显著减量或被列为禁忌。同样,低分子肝素在严重肾功能不全时也需调整剂量或慎用。
2. 华法林应用的“双刃剑”
华法林是晚期CKD患者常选用的口服抗凝药,但需警惕两大特有风险。
3. 破除“常规预防”的迷思
对于晚期CKD患者是否应常规使用口服抗凝药进行心血管事件的一级预防?近期发表于 JAMA 的一项重磅研究给出了否定答案:在晚期CKD患者中常规预防性使用抗凝药物,不仅未能显著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反而显著增加了严重出血风险。 因此,抗凝策略应回归“按需治疗”,反对无指征的盲目预防。
在共病时代,CKD患者的血栓栓塞防治是一项兼具普遍性与复杂性的临床挑战。钟爱民教授强调,面对这一高危群体,临床医生必须建立对VTE和PE的高度警惕。在干预策略上,应摒弃“一刀切”的常规预防思维,依托精准的风险评估量表与实验室指标,在充分权衡血栓与出血风险的基础上,实施高度个体化的抗凝治疗,方能最大程度改善患者预后。
江西省人民医院,南昌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医学论坛报今日肾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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