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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22日,2026浦江泌尿肿瘤学术大会于上海正式召开。本次会议以“精准融合,创新致远”为主题,旨在汇聚国内泌尿肿瘤领域专家智慧,围绕精准诊疗、多学科融合、创新转化以及泌尿肿瘤诊疗模式创新等热点展开深入交流。
会中,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卞晓洁教授接受中国医学论坛报社专访,分享了ADC在泌尿肿瘤治疗前移、序贯策略及跨瘤种开发应用中的全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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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临床研究的设计,本质上是从真实临床问题与患者需求出发的。在尿路上皮癌领域,多数患者初诊时处于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阶段,晚期患者约占5%,但这部分人群总体预后较差、生存期较短。因此,既往研究多先从晚期后线入手,探索如何延长总生存并提高生活质量。
ADC类药物亦遵循类似路径:由后线单药起步,逐步前移至二线乃至晚期一线治疗,待一线治疗显示出明确的肿瘤缓解数据后,再前移至围手术期,观察其能否降低根治术后复发风险,或提高保膀胱概率。可以说,治疗方案的选择与临床研究的推进,始终立足于患者病情与临床需求。
目前尿路上皮癌中应用较多的ADC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靶向Nectin-4的维恩妥尤单抗(EV),另一类是靶向HER2的维迪西妥单抗(DV)。二者有一共同点,即载荷均为微管蛋白抑制剂(MMAE)。因此,MMAE类药物之后如何序贯,是临床较为棘手的问题:是继续在EV与DV之间进行MMAE序贯,还是转向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类载荷的ADC?
近年国际会议上已有初步临床结果。例如,2026 ASCO年会上报告,EV治疗后序贯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类Nectin-4 ADC,仍可获得约31%的客观缓解率;而MMAE之后再序贯MMAE,如RC48-G001研究中DV与EV交叉使用,总体客观缓解率并不乐观。由此可见,靶点相同或相近时,通过变换载荷来序贯,可能更有利于患者获益。
至于初治患者的ADC选择,还需结合靶点表达进一步细分。Nectin-4在尿路上皮癌中表达率较高,总体超过80%;在EV-302研究中,Nectin-4不表达者仅约1%。相较之下,HER2高表达人群使用DV可能获益更明显——无论是IHC 1+、IHC 2+还是IHC 3+,总体客观缓解率可超过80%。因此,可依据不同分子特征进一步分层,使患者获得更精准的治疗选择。
在泌尿肿瘤领域,ADC的应用和探索并不局限于某一瘤种。从跨瘤种视角来看,您认为泌尿系统肿瘤ADC的开发策略和应用前景有何异同?
在泌尿系统肿瘤中,目前ADC应用最广的是尿路上皮癌,前列腺癌领域也在探索,肾细胞癌近两年则有些止步不前。早些年肾癌曾有CD70靶向ADC的研究,但因多种原因推进受阻,目前仍在进行的可能只剩一个MMAE载荷药物。前列腺癌方面,B7-H3靶向ADC探索较多,已有三到四项大型临床研究在推进;后续还有EGFR家族、ROR1、PSMA、STEAP1等新靶点ADC进入布局。
尿路上皮癌领域,已有药物在后线治疗看到明确疗效,并在围手术期获得初步研究结果。同时,全身治疗或局部灌注疗法正由膀胱癌向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TUC),乃至高危NMIBC推进,并取得一些Ⅱ期初步结果,虽尚未获批,但后续将依据临床需求设计Ⅲ期方案,以期为患者提供更优选择。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亦已在NMIBC中开展ADC探索,针对HER2高表达的高危患者,比较ADC联合卡介苗(BCG)与单用BCG的疗效,目前该研究正处于入组阶段,期待后续能看到积极结果,进一步惠及患者。
复旦大学肿瘤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
泌尿肿瘤综合治疗组组长、泌尿肿瘤临床研究组组长
加拿大UBC前列腺中心访问学者
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编委
CPCC晚期前列腺癌中国专家共识审定专家
CUA 睾丸癌指南编委
长期从事泌尿系统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擅长前列腺癌、膀胱癌、肾癌等肿瘤的综合治疗及新药临床研究
审阅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卞晓洁
整理 |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沈靖茹 黄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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