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李坚教授报告指出，恶性肿瘤生物学特征包括无限增殖信号、持续血管生成、免疫逃逸、侵袭转移和遗传不稳定性等，遗传不稳定性会随着肿瘤进展处于不断变化中，促使肿瘤快速适应与进展。在局部和全身治疗压力下，肿瘤生物学特性会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肿瘤恶性程度增高，这是肿瘤治疗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另外由于患者的进展后生存主要是由改变了肿瘤生物学特性的残余癌细胞决定的，所以这可能是PFS获益与OS获益不一致的现象广泛存在的原因。

靶向免疫时代，患者不再只有一次全身治疗机会，一线进展后生存在整体OS获益中贡献越来越大。因此，医生对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不应只考虑一线方案近期疗效，同时要考虑其给后续治疗带来的影响，给患者进行全程规划，通过合理的序贯治疗，使患者获得最长的生存期。

多项TKI对比索拉非尼的国际III期研究结果显示，索拉非尼组的患者进展后生存长于试验组，今后，还需进一步探索不同药物对于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郭炬教授介绍了一例使用索拉非尼联合TACE等手段治疗晚期复发性肝癌的病例。冯教授指出，遵循指南的前提下，合理的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有助于患者获益最大化，延缓疾病进展，延长生存时间。瑞戈非尼是目前肝癌二线的标准治疗，能为患者带来显著获益，而患者依从性高可能是其疗效优异的原因之一。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罗永平教授也以病例汇报的形式分享了一例晚期肝癌患者通过索拉非尼获得手术机会，序贯瑞戈非尼治疗后获益的临床病例。

苏北人民医院吕朋华教授：索拉非尼与TACE的协同增效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临床试验的证实。两者联合的PFS达到25.2个月，显著改善患者生存。另外，对于肝癌患者，无论是外科手术治疗还是介入治疗，找准时机最重要，靶向药物与TACE联合治疗的时机，如何联合，用于哪些患者，这是我们需要探索的话题。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林征宇教授：从机制上来看，TACE治疗在血管栓塞之后会出现VEGFR的升高，而TKI正好是针对血管生成，鉴于此，两者联合治疗具有理论基础。而TACTICS研究则证实两者联合治疗相对于单纯TACE治疗OS的获益。对于局部联合靶向/免疫治疗，需要考虑联合的时机，以及联合的方案，联合何种药物，局部治疗方案的选择等，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案，才能使患者获益最大化。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王艳红教授：肿瘤生物学行为机制非常复杂，随着药物治疗方案的多样化，我们需要开始关注前序治疗方案对于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对后续治疗药物选择的影响，以及对于后线药物治疗疗效的评估等等。希望在这些方面开展更多的临床研究，以对临床治疗的选择有更多的启示。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李坚教授：总体而言，《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发布之后，肝癌外科治疗的地位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加强。首先,对于Ia期和IIa期患者，增加了肝移植的选择。其次，对于术前评估更加明确，并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规范。最后，本版规范有两大亮点，一个是CNLC中国特色临床分期，另一个是MDT治疗理念贯穿整个疾病的治疗过程。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文涛教授:在肝癌的综合治疗全程管理中，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贯穿整个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权重不同。对于早期可根治性切除患者，首先考虑手术。对于中期患者，首先考虑是否可进行转化性系统治疗。对于晚期患者，需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然后再考虑延长生存。在多种治疗手段联合方案的选择上，除了考虑疾病本身，还需要考虑患者的耐受情况、经济情况等因素。

绍兴市人民医院鲁葆春教授：关于靶向免疫联合治疗，需要关注：哪些患者更能得到获益？有没有明确的预测指标？什么时机应用？术后高危患者能否进行早期干预？在这样的联合治疗开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由于转化治疗，可手术患者比例提高，但还有很多患者不能手术，今后希望开展更多的临床研究，筛选出更能够从转化治疗中获益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