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即重症监护室，是医院里离死神最近的地方。对它的恐怖最有体会的，或许是ICU外等候的患者家属。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他们被迫在亲属的生命和金钱间抉择。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

2019年初，父亲病重，我有两个月的时间，是在苏北地区某三甲医院的重症科度过。我花了60元钱，买来一床被褥和席子，在靠近ICU的休息室里蜷缩。

在那里，我遇见过许多面孔，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以及那些关于疼痛与破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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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潇是在下楼吃完早饭回来后发现地垫不见的，在鱼龙混杂的医院里丢东西是常有的事。他挨个翻动着铺在重症科休息室的地垫，试图找到自己的那个。

地垫是孩子的爬行垫，在医院附近随处可以买到，大号的18元，小号的15元。不过在重症科这种连下脚的空隙都难找的地方，小号的更抢手。

潇潇仔细地寻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不禁破口大骂了起来。他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瘦高，一身装扮酷似发型师，和三个姐姐轮流在重症科值守。

他的母亲在几天前因车祸颅脑损伤入院，血氧饱和度非常低，眼下只能靠呼吸机维持，也不具备手术的条件。

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一个星期来过两趟，都被骂走了。原因是肇事者迟迟没露面，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理赔员来的最后一次，他们姐弟四人恼羞成怒。大姐愤愤道：“谈不好就不要谈，干了这么多年生意，赔偿款最多也就几十万元，我们根本就不放眼里！”

三姐抄起了手：“你让肇事的司机约定好时间、地点，我们开车也给他撞一下，就算扯平了！”

自从四姐弟来后，重症科的休息室变得热闹起来。他们四人白天全员在位，到了晚上轮流值守，其他人则入住附近的旅馆。

四姐弟白天盘坐在一起打牌，地垫上摆满了手机、充电宝以及零食水果。到了晚上，就是一地的熟食和啤酒，喝完了继续打牌，直到前半夜散场。潇潇的几个姐姐都会抽烟、喝酒，都是大嗓门，大姐和三姐身上还有大面积的刺青。

对于他们的闹腾与人多势众，很多病人家属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是众人私底下议论的对象，但也不乏善心。他们会把喝完的饮料和啤酒瓶收纳到袋子里，特意给保洁大叔留着，也会把一部分卤菜和主食发给周围的邻居，那些经济状况不佳、一顿饭只吃一个馒头的人。

伴随着他们的闹腾，潇潇母亲的病情更加糟糕。常有医生推开值班室的门传唤：“19床家属在吗？请到值班室来一下!”

在重症科，除了每天例行的交代病情外，很少能看到医生，即便是上下班，他们也有专用的电梯通道。所以大部分的临时传唤，都是不祥的预告。

图 | 重症监护室外等候区

这时，潇潇和姐姐们顿时变得紧张，一个个相继起身，找到地板上凌乱的鞋子，朝着值班室奔去。出来后，他们相继流泪，不知所措。

医生紧急传唤的次数多了，盯梢的黑车司机投来关注的目光：“兄弟，需要用车不？拉回家或者直接转送殡仪馆。价格不高，服务周到！”潇潇没有搭理，直接将名片扔得远远的。

在重症监护室这样的地方，潜伏着很多角色。他们有开黑车的司机，专门负责转运遗体，有从事殡葬服务的，为遗体擦洗穿衣只要200元。他们的日常，就是每天值守在ICU门外，随时等待开工。

每次从值班室里出来，潇潇会躲到楼梯间安静的角落抽烟，把哭声压得很低。我有很多次在抽烟处遇见他，和他渐渐熟络起来。潇潇告诉我，他的父亲在十年前就是因为车祸去世，母亲迫于生计，改嫁给了现在的继父。

父亲去世后，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为改善生活，十五岁的他就随着姐姐们一起出外打拼。他的大姐嫁给了大她十几岁的男人，为姐弟四人在异地求生创造了现实条件。

潇潇说他们姐弟四人在南方的城市相继安了家，有好多次打算接母亲到南方生活，但母亲顾及继父始终没答应。在最艰难的时刻，继父接纳了他们。潇潇理解母亲想陪伴继父，但他还是不断自责，假如当时让母亲来到南方，可能就会躲过这次车祸。

后来，他们依旧看似没有伤疤地闹腾着，继续打牌、喝酒、玩笑。实在无聊的时候，二姐和三姐会结伴出去采购，买当地的各种小吃，还会给潇潇买礼物。 

但就在看似平静的时候，他们的母亲走了。

那一天，姐姐们购物回来，给潇潇买了双白色运动板鞋。潇潇说要打一盆热水泡泡脚后再穿，他已经三天没洗过脚。当他把水从洗漱间里端回来，还没有来得及脱袜子时，医生一把推开了休息室的门。

“19床病人家属，快把你们准备好的衣服（寿衣）给我，家属也随我一起进去！”

医生的紧急传唤打破了休息室里的平静。在重症监护科这个与死神靠得最近的地方，很多患者把生命的最后时光，都留在了这里，无论他们的命运有多起伏，最终都将消失于监护仪上的一条直线。

听见医生的传唤后，潇潇姐弟几个纷纷放下手里的东西，慌乱地去找租赁柜的钥匙。他们中不知是谁，无意踢翻了那盆热气腾腾的洗脚水。潇潇的新鞋子也被丢到了一边。

随医生一同进去的，是潇潇的三个姐姐，一人拎着一个手提袋，哭天喊地。潇潇一个人跑进了楼梯间，勇敢地哭出了声。

后来，他们还是用了黑车司机的转运车，奔向殡仪馆。临走前，他们把医院里的所有东西留给了需要的人，几罐啤酒，一堆零食，两床被褥，以及标注有名字的地垫。   

那地垫的背面，用油性笔清晰地写着“19”——是他们母亲的床位号，以及关于母亲疼痛的记忆。

老郭躺在简易的躺椅上闭目养神。

在重症病房等候区，老郭算是最快活的家属。每日正餐都有女儿前来送饭，有儿子每晚前来换班，有时晚八点，有时晚九点。

他一再嫌弃儿子来得太早：“你小子给我记住了，下次要来晚一些。这倒春寒的医院里暖气多舒适，你非得跟老子过不去，是不是？”

很多看透的病友会跟老郭开玩笑：“老郭，不是孩子来得早，分明是你舍不得回去！快走吧，明天一早还要再来‘值班’呢！” 

每日天刚蒙蒙亮，等候区的家属们还在席地休息，老郭便早早来换班，每次来，都是满脸倦容，顶着厚厚的眼袋。谁都看得出，老郭又失眠了。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睡在ICU病房里的老伴。

后来，老郭索性不回家了。女儿离开医院前，常常宽慰他：“爸，您要想得开，您还有我和我弟呢！”儿子到来后，也常叮嘱：“爸，您就回家去眯一会儿吧！”

执拗的老郭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对于孩子们的关切，他总是一句不变地回复：“放心吧，你妈这辈子吃了不少苦头，还没好好享福，没那么容易撇下我这个老头子不管！” 

言毕，老郭继续睡在他的躺椅上，手里握住一根黄瓜，咀嚼出清脆的响声。

老郭原本是苏北地区某钢铁厂的厂长，年轻时忙于工作和应酬，有喝不完的酒和谈不完的业务，家庭的重任落在老伴一人身上。后来退了休，本该安享天伦，不料老伴四年前查出肺癌，从此一家人踏上漫长的求医路。 

老郭告诉我，起初条件不错的时候，他在医院外住宾馆，时日久了，变成在医院附近租房，再到后来，为省下住宿的开支，直接搬进病房的楼梯间。一张折叠的钢丝床，几乎散架了。

那几年，在老伴四处寻医的同时，他也带她四处游玩，国内大多数的省份都到过，唯独没去过新疆。本打算立春后带老伴去新疆走一走，看看戈壁沙漠，不料老伴病重住进了医院，恐怕不能实现最后的心愿。

说到此处，老郭再也抑制不住。那是他在我面前第一次掉泪，生怕被人瞧见，把脸埋进了报纸。

等整理好情绪，他继续倾诉，这几年花费巨大，他卖掉了两套房产，几年下来已所剩无几，但一切又似乎值得，这为老伴赚足了时间。他说，前半辈子拿命换来的钱，都要在后半辈子用来惜命，这是自然的法则。

从那后的接连几天，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一次次都像利刃，用力地錾击着老郭的肺腑。老郭依旧半仰在他的躺椅上，用大段的时间来沉默，或是回忆。老伴的寿衣也已置备齐整，被他亲手锁在租用的柜子里。

最后的那几天，老郭放弃了夜间探视的“特权”，可能是无法接受即将别离的苦痛，或不忍心再见老伴挣扎的样子。

所谓的“特权”，是他通过医院的人脉，争取在医生换班之际，偷偷从值班室的暗门进入病房，包裹严实地去见一见老伴。

我有好几次，主动承担起为他们盯梢的任务。透过半透明的玻璃窗，我看见老郭和他的一双儿女动作娴熟地佩戴口罩，反穿白大褂，换上拖鞋，径直走向值班室里间虚掩的门。

图 | 重症监护室大门

他们探视的时间不长，最多十分钟，便又卸下“装备”，原路折返。只是每次回来后，老郭都沉默得像块石头。

他的老伴是在一个午夜悄然离去的，听说没有受到一点痛苦，安静得像睡着了。老郭随即差使女儿为老伴擦洗穿衣，让儿子收拾留在陪护区的东西，自己则在走廊外不停地打电话，交办着后事。  

他一再拨打着电话，好像总有未曾交代完的心事。搁下电话后，他又一个人老泪纵横得待在黑暗里。

老郭是在凌晨三四点钟离开医院的，与众亲属小心翼翼地抬起老伴，一群人走进了电梯间。还没等到天亮，老郭原来放置躺椅的位置上，就被其他病人家属争相占据。

我一直记得老郭闭目养神的样子。他用自己的一生，守护着妻子走完了长长的路。

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名字，只知道姓包，三十五六岁，从事物流方面的工作。

他时常盘坐在重症监护室外的休息间，一床铺盖叠得整整齐齐。他的言语不多，大多数时间拨弄手机，或是自顾自沉思，像个木头人。

但周围的人只要谈到报销，他又变得侃侃而谈。无论是国内各大筹款平台，还是商业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其中的许多条款与报销方式，都能从包大哥那里获取答案。

除此之外，他最爱做的事，就是与四岁的儿子通视频电话。他问儿子，想他了么？儿子点点头，说更想妈妈。他佯笑着岔开了话题。

在隔壁的重症病房，生死未卜的是他年轻的妻子。

我见过他发布在筹款APP上的照片，那是他们一家三口最后一次合影，在回妻子河南老家的路上。照片中儿子躺在妻子的怀里，妻子拥在他的腰间，共同比画着胜利的手势。

灾难是从妻子的一次发烧开始的，当时以为是普通的风寒，就在县城医院输液。但半个月都不见好转，妻子直接陷入昏迷。他带妻子到了郑州的大医院，通过一系列的检查，诊断书揭开了谜团：急性脑膜炎。

医生没有确切的诊疗方案。为维系妻子的生命，只能借助于呼吸机，承担着每日上万元的费用。一连四个月，他花光了打拼十年来的全部积蓄。到了借无可借的窘境，他只能转院，选择了家乡最好的三甲医院。这里他更方便照顾，且报销比例较高。

图 | 医院走廊

“你都不知道，从郑州转院回来，千余里路就收了我八千块钱！”他愤然地说，“就因为车上装了一台呼吸机，像我媳妇这种病，分分钟也离不开它！”

在我和包大哥相识的时间里，他妻子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他变得更加木讷，除开上厕所和抽烟，他都倚在墙角，凝视着渗有水渍的天花板。他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是泡面或者面包，烟也抽得更凶。

一个午夜，他凑到我跟前：“哥们，你有没听说国内有哪家医院，做脑病相关科研的？如果可以，我打算将我媳妇留给他们，至少比现在等死好！”他言语凄凉，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两天后，他的身旁来了一行人，操着河南口音。抚慰他肩膀的，是他的岳父：“你做的爸全都看见，已经尽力，别难受了，中不中？”在岳父的面前，他像是回到了幼年，越说越委屈，哭成了泪人。

帮他收拾行李的，是他妻子的兄弟姐妹。显然对于亲人的不久于人世，家人都有心理准备，只有他仍无法接受事实。

在大家的张罗下，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拉着陪伴他四处辗转的行李箱，走出了这层人间炼狱。

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说他的妻子在回到家的当天，便没有了呼吸。

李大嫂坐在距离重症监护室最近的角落。

她给大弟弟打电话，问要账的结果。两年前，同村的杨老三向她的丈夫借了几万块钱，希望延迟还账。那时李大嫂与丈夫挣了些钱，率先在村子里盖起了楼，便爽快答应了杨老三。

但是此刻，李大嫂的丈夫因重度胰腺炎住进医院，重症监护一待就是大半个月，家里头的几万元存款早已花光。

搁下电话，她狠狠骂了句：“呸，都到了人命关头的时候，借的钱也不还！”

过了会，李大嫂又给小弟弟打电话，问他找亲戚借到了多少钱。弟弟回答她正在借着，年关刚过，谁家都不宽裕。

李大嫂哭出了声，她对弟弟说，早上医院已经下了缴费通知单，欠费累计三万多。再不缴清欠款，可能得停药。

挂了电话，伤心的她继续抓着隔壁的病人家属说：“他才四十岁出头，家里孩子大的今年要高考，小的刚上初中，这是要逼死我啊！”她越说越急切，再咒骂了一通杨老三，才想到将筹款平台筹到的善款提现。

一个星期来，她共筹到了两万余元。虽然金额不多，还不够偿清医院的欠款，但好在欠费的金额在医院规定的额度内。

又过了几天，ICU的床位医生开始找李大嫂谈话，回来后，她恍恍惚惚地坐在地垫上，不吃也不喝。

她开始拼命借钱，在电话里对人许诺，可以拿刚盖的楼房作抵押。她又无数次敲开值班医生的门，说自己愿做牛做马，只要能保住丈夫的命。

对于她丈夫的情况，重症科的医生们会同各方专家，会诊多次后敲定了腹腔穿刺的方案。但医院这方面的手术做得不多，为提高成功率，医生建议可以转院或请求某大医院专家的外援，费用自行承担。

李大嫂像找到了救命稻草，露出久违的笑容。她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语无伦次地传达喜讯。

但好景不长，她又再度恐慌。作为农村妇女，她没有请外援的本事和资金，她唯一肯定的是，要请专家，要为丈夫孤注一掷。

李大嫂找休息室里的家属咨询了一遍，重复着相同的问题：“您有认识某大医院的医生吗？”对于她的神经质，有人撇嘴，有人摇头，还有人不予理会。

无路可走时，她从包里翻出一枚名片，想起了来发广告的医疗中介。那人曾告诉她，他在各大医院都有专家资源。李大嫂之前从他买过几次人血白蛋白，比药店价格便宜了两成，这取得了她的信任。

她抱着尝试的态度，给中介打电话，按的是免提，希望周围阅历丰富的病友家属可以帮她分辨，如果上当受骗，他们还能为她作证。

电话接通后，中介男人似乎行程忙碌，直接与李大嫂约定面谈时间和地点。当天下午，男人大摇大摆来了，把李大嫂叫到了楼梯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达成口头协定，请某大医院的专家，价格两万。

男人临走时，对李大嫂细声交代，说这是内部操作，千万保密。李大嫂半信半疑，等那人走后，她专门请人在网上查询，某医生的确是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她才放心。

这类操作介于合规与不合规间。合规是需要事先与ICU医生沟通好，征得同意并明确风险责任；不合规是由中介介入，外援医生有收红包、挣外快的性质。

两天后，那个医生穿着便装，如约而来，只和李大嫂打了个照面，径直按门铃进了监护室。半小时后，中介男人进入休息室，告诉李大嫂，手术结束了，比较成功。

李大嫂双手合十，紧接着，她从挎包里掏出一叠钱，径直塞到男人手上。中介走后，李大嫂再次燃起对生活的信心。

但她的丈夫，并没有顺利迈出监护室。他的重症随时有恶化的可能，不是一次成功的穿刺，就能化险为夷。

几天后，医生频繁找李大嫂谈话，解释了许多。她像咒骂杨老三一样，气急败坏地骂中介男人。男人只说“我给你请的是医生，不是神仙”，挂了电话，将她列入黑名单。

李大嫂每打一次，都会咒骂一次，然后大哭。那天，她用借来的钱给丈夫缴了费，一万八千元。她说那是最后一笔钱，等花光医药费，她就带丈夫回家，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家的新房子里。

那一刻，她并没有哭，接着倚靠在墙角，不知不觉睡着了。

缴存的最后一笔医药费，勉强维持了两天。钱花光后，她终于见到自己的丈夫，他被推出了重症室。两个人四目相视，她声嘶力竭地喊他，他已不会做出反应。

次日，她的弟弟再次出现在人满为患的重症科，他要求值班医生为他的姐夫出具出院证明，以便报销。

他说，人刚回家就断了气，好在临走时安安稳稳地躺在自家的新房里，还有一双儿女给他送行。

说着说着，他又消失在人海里，仿佛从未出现过。重症科的休息室依旧人来人往，哀伤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