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29日，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在大连召开。会议设有院士论坛、主委论坛、国际论坛、青年论坛等14 个会场，全方位展示我国消化病学的研究现状。中国医学论坛报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钱家鸣教授、杨红教授介绍中国IBD共识历程和特色，敬请关注!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类消化道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诊疗相对复杂。由于IBD易于发生肠外表现和共患病，增加了其诊断和治疗的难度。虽然我国北方和南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该病尚不属于常见病，然而随着我国环境因素和居民饮食结构变化，近几十年来该病呈逐渐增长的趋势。

IBD在我国的发病经历了由“少见”向“常见”发展的过程，临床医生也经历了由不认识到深入认识的过程。较早期各家医院采用的诊治标准不同，这使得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病例很难比较分析，也缺乏了与国际交流的共同语言。因此，临床医生迫切需求共识指南来指导临床实践工作。自1978年我国制定第一个IBD共识意见以来，共识制定经历了探索、认识、循证的历程，每个共识都有其时代背景，每个共识都有其特色。本文将给予分析和讨论。

IBD诊治共识制定的探索阶段

1978年杭州共识：在全国消化疾病会议上制定了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UC）诊断标准，该共识的特点在于：首次提出我国溃疡性结肠炎诊断标准，提出诊断流程。而其不足之处在于：提出的UC概念较模糊，称为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鉴别诊断阐述不详细，病理组织学描述不具体，未提及UC治疗，重要的是没有提到克罗恩病（CD）诊治。

1993年太原共识：1993年在全国慢性非感染性肠道疾病学术研讨会上，修改了UC共识意见，明确了UC的定义，提出疑诊IBD的处理策略、UC病理改变特征和疗效标准。在该会议中也提出CD诊断标准和诊断流程，这个诊断标准参考了1981年北京协和医院诊断标准，并针对CD和肠结核的鉴别诊断提出明确的建议，提出鉴别有困难者建议先行抗结核治疗。

该共识的不足之处：影像学描述不具体、病理组织学描述不具体、无规范化治疗建议。

2000年成都共识：2000年成都共识完善了1993年IBD共识意见，对IBD诊疗给予宏观阐述，并提出重视鉴别诊断和癌变等问题。该共识的不足之处在于：内镜和影像学描述不具体，治疗药物不具体、不详细。

IBD诊治共识制定的认识和进入循证证据的阶段

近十年中，影像学、内镜、病理技术、治疗手段的进步，以及各类研究的进展（包括对并发症、共患病的认识加深，包括多中心、前瞻、随机对照／队列研究增多），IBD共识的制定也迎来了长足进步的征程。

2007年济南共识：济南共识全面完善了2000年成都共识，诊断标准写法更符合诊断步骤和临床思维的程序，引入了一些国际公认的概念与国际接轨，细化了鉴别诊断疾病，强调了鉴别感染性肠炎重要性。共识提出：非特异性结肠炎、暴发型UC、顽固性UC、激素抵抗、激素依赖、MONTRAL分型、BEST CDAI评分、未定型结肠炎、IBD类型待定、UP-DOWN治疗理念等。

其不足之处在于：药物治疗适应证和用法用量不详细，对肠外表现、并发症、机会感染的重视不够。

2012广州共识：广州共识制定中引入德尔菲法（DELPHI）方法，提出临床疑诊、临床拟诊和临床确诊，使诊断流程更清晰、诊治细节更具体。广州共识去掉了暴发型结肠炎概念，修改了临床分型为初发型和慢性复发型，提出复发的概念。共识还具体细化药物用法和用量：氨基水杨酸制剂、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AZA）、甲氨蝶呤（MTX）、生物制剂。

该共识不足之处在于：缺乏我国基础数据。

2018年北京共识：2018年北京共识在广州共识基础上进行修订，最新共识仍然引入DELPHI方法制定共识意见，提出明确PICO问题，根据临床科学问题进行共识制定。共识还引入我国研究数据，强调药物浓度监测等，同时更加关注血栓、机会感染等重要问题。

该共识的不足之处在于：新治疗方法如粪菌移植、干细胞移植、新生物制剂等手段的国内应用经验不多，一些免疫抑制剂在我国进行的前瞻性研究不多，这些均有待进一步完善。

小结：临床共识和指南的最大价值在于指导临床实践，我国IBD诊治共识的制定，对于降低我国IBD疾病人群的死亡率、疾病负担等起到重要作用，而我国IBD诊治共识意见也正在努力并逐渐做到以下的原则：制定结合我国特点的指导意见，考虑到患者长期管理和患者意愿；尽量纳入我国高质量数据，并且尽量使得共识清晰、易于操作，从而加强对临床实践的指导。当然要想真正做到符合我国疾病人群特点，并缩短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尚需致力于IBD的医师们、特别是年轻医师们，努力创新、精诚协作、严谨求实，期望未来探索出最适合我国国情的IBD诊治措施。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10月18日D1版，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