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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是一种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影响了全球3亿多人,其中高达10%的成人哮喘患者属于重症哮喘,即使接受了高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联合长效支气管舒张剂仍无法获得有效控制[1]。
大部分哮喘患者的免疫/炎症机制主要为2型免疫应答机制诱发的炎症反应,2型细胞因子IL-4和IL-13的共同受体IL-4Rα是2型炎症通路的关键靶点[2,3]。
靶向IL-4Rα,更全面控制2型炎症
根据是否存在2型炎症,哮喘可分为2型哮喘和非2型哮喘,其中2型哮喘是一类以气道2型炎症为特征的哮喘,其气道炎症由Th2及ILC2产生的细胞因子(IL-4,IL-5,IL-13等)介导,通常以EOS或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升高为特征,伴或不伴有特应性[4]。
2型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4(IL-4)、IL-5和IL-13]在2型炎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IL-4是2型炎症的上游细胞因子,能够驱动初始Th细胞(Th0)向Th2细胞分化和增殖,并且促进B细胞成熟和分化、诱导IgE类别转换[1]。IL-13则可以促使杯状细胞增生,导致黏液高分泌,并且刺激气道平滑肌细胞收缩,引起支气管痉挛,导致气道高反应性[2]。IL-4和IL-13还能够将嗜酸性粒细胞(EOS)从血液循环募集到炎症区域,参与嗜酸性粒细胞性气道炎症[1]。
值得一提的是,IL-4和IL-13拥有共同的受体IL-4受体α(IL-4Rα),靶向IL-4Rα抗体能够同时作用于IL-4和IL-13,发挥更广谱的抗2型炎症作用(图1)[3,5]。
一方面,阻断IL-4能够防止初始Th细胞分化为Th2细胞,减少下游2型细胞因子的分泌;另一方面,阻断IL-13可以减少杯状细胞增生以及气道平滑肌收缩,缓解气道高反应性,从而改善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此外,同时阻断IL-4和IL-13能够减少EOS从外周血募集到炎症区域,从而缓解嗜酸性粒细胞性气道炎症。
图1 IL-4和IL-13拥有共同的受体IL-4Rα[5]
在意大利大约有2万未控制的哮喘患者,其中就有89.3%的患者存在外周血EOS升高,51.9%的患者同时伴有FeNO升高[6]。靶向2型细胞因子能够精准作用于2型炎症通路中的关键环节,缓解重症哮喘患者的气道2型炎症[2]。
IL-4和IL-13是2型炎症的关键细胞因子,且拥有共同的受体IL-4Rα,靶向IL-4Rα或许能够通过同时阻断IL-4和IL-13发挥更广泛的抗2型炎症作用,因此是重症哮喘靶向治疗研究的热点之一。
此前有研究利用屋尘螨(HDM)诱导的小鼠哮喘模型发现,与IL-4阻断剂和IL-13阻断剂相比,通过IL-4Rα同时阻断IL-4和IL-13能够更全面的减少2型炎症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基因表达,包括趋化因子配体11(CCL11)、CCL17、CCL2、CCXL1、IL-4、IL-5、IL-6和IL-13(图2)。该研究结果提示,同时阻断IL-4和IL-13是广泛控制2型炎症所必需的[7]。
图2 阻断IL-4Rα广泛减少肺部2型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的表达
另外一项研究利用HDM诱导的哮喘小鼠模型发现,IL-4Rα阻断剂不仅可以减少HDM诱导的2型炎症因子释放,还能够防止HDM诱导的上皮屏障功能障碍、血管通透性增加以及肺功能下降(图3),相比之下,阻断IL-5主要是抑制骨髓中嗜酸性粒细胞的成熟,并不影响上皮屏障功能障碍和肺功能[8]。
图3 阻断IL-4Rα能防止上皮屏障功能障碍、血管通透性增加以及肺功能下降
由此可见,通过IL-4Rα同时靶向IL-4和IL-13的作用范围更广,不仅能够减少2型炎症因子的释放、嗜酸性粒细胞肺部募集,还可以改善临床肺功能,对于重症2型哮喘患者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未控制重度哮喘患者中就有89.3%的患者存在外周血EOS升高,51.9%的患者同时伴有FeNO升高,2型细胞因子(IL-4、IL-5和IL-13)在2型炎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靶向IL-4Rα能够同时作用于IL-4和IL-13,发挥更广谱的抗2型炎症作用,为2型哮喘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4M:MAT-CN-2333575; V1.0;批准日期:2023年12月] 本编号仅作为赛诺菲对本文章所涉及的公司相关药物所属治疗领域科学和临床数据来源真实性的确认,不作为赛诺菲对本文章全部内容准确性、时效性和完整性的确认和保证;本文章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阅读,所含信息不应代替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提供的医疗建议,也不建议医疗卫生专业人士超出说明书范围使用所涉及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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