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经上市的ICI大多是通过静脉注射，患者治疗时间过长又大量占据输液中心资源一直是免疫治疗的现状。可喜的是，III期MK-3475A-D77研究取得了积极结果⁵。另一项针研究结果发现⁶，相较于静脉注射，皮下注射通过优化配置与给药过程，节省医疗工作者45.7%的时间；对患者而言，皮下注射可节约时间成本，在治疗室的时间减少47.4%。可见，皮下注射剂型能更好地改善患者体验，同时提高整体医疗效率。

帕博利珠单抗作为PD-1抑制剂的代表，长期以来一直是晚期NSCLC免疫治疗的标杆。随着新型免疫治疗药物和联合策略的不断发展，帕博利珠单抗的地位正面临多重挑战。2025 ELCC大会公布了一项Ⅱ期临床试验结果⁷，发现与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相比，双抗药物tobemstomig（tobe）联合化疗的cORR（41.1% vs 46.2%）未显示出改善，且两组之间PFS无差异。在此分析中，OS数据尚未成熟。此外，tobe联合化疗组中3/4级AEs、严重不良事件和免疫介导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组。另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卡瑞利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替雷利珠单抗和信迪利单抗作为NSCLC患者一线治疗药物的疗效⁸，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的患者DCR达91.7%，中位PFS达10.97个月，均高于其他药物治疗组。

晚期NSCLC患者在免疫治疗后出现耐药是当前临床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克服原发性耐药要了解其多重复杂的机制，发现免疫信号，并对其进行细胞保护。由于免疫逃避多种机制并存，很难同时抑制所有这些机制。但化疗或许能够同时针对多种免疫逃逸机制进行作用。未来发现更多识别免疫耐药的生物标志物或许为克服耐药增添机会⁹。

ADCs作为一种新型药物正崭露头角，为部分经治的晚期/转移性NSCLC患者带来益处，且作为一线联合治疗的早期数据也颇有前景¹⁰。但其具有独特的不良事件特征，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最佳使用策略，进而改善患者预后。此外，发现可靠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同样至关重要。研究发现，细胞内高水平的TROP2表达可能与免疫治疗反应不佳有关，未来值得深入探索¹¹。

新型免疫疗法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新抗原疫苗的研发或许可以使“个性化治疗”成为可能，KEYNOTE-603研究结果发现mRNA-4157（V940）可以诱导多种形式的免疫T细胞增殖，从而提高免疫系统对癌症产生长期反应的能力¹²。在NSCLC中的大样本研究正在进行中。在抗击晚期癌症的道路上，Autogene Cevumeran 的I期临床试验也带来了较好的初步效果¹²。

目前处于临床开发阶段的双抗就已超200多种。利用经典免疫靶点开发的免疫双抗，如Rilvegostomig（PD-1×TIGIT）在未接受过IO治疗的NSCLC患者中展现良好的响应数据，而Sabestomig（PD-1×TIM-3）、Acasunlimab（PD-L1×4-1BB）等则在IO耐药的晚期NSCLC中展现出一定的治疗潜力¹³。随着双抗药物的不断发展，未来双抗组合策略可能是探索方向。

此外，细胞疗法也是肺癌治疗领域中的热门方向之一，对于CAR-T疗法在NSCLC中的应用，研究发现，GPC3 CARs在肝细胞癌中表现出惊人的疗效，未来或许在SqNSCLC中可尝试应用；DLL3 CAR-T能够诱导神经内分泌型肺癌的肿瘤消退¹⁴。而在TIL疗法的探索中发现，迄今为止，精心设计的抗原选择策略并未带来比常规TIL更高的ORR¹⁴。

您认为皮下剂型NMPA获批后会对临床实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韩宝惠教授

上海市胸科医院

若皮下剂型在中国广泛获批，将对临床实践和患者可能都会产生相对长远的影响。

首先，对临床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第一，皮下剂型可以提升治疗效率和医疗资源利用率，皮下注射仅需数分钟完成，对比静脉输注，可显著缩短给药时间，减少患者院内停留时间。第二，可以优化治疗安全性管理，皮下注射可避免静脉输注相关并发症，如静脉炎、输液反应、外渗风险等，总体安全性可能更优。第三，皮下注射也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个体化治疗模式，更便捷的给药方式可能促进免疫治疗的更早期应用，如新辅助/辅助治疗，或与其他疗法的灵活组合。

对患者来讲，皮下注射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治疗体验，避免患者反复承受静脉穿刺的痛苦，降低治疗相关焦虑。皮下注射液会使患者的时间成本和身体负担降低，可能减少患者中断治疗的比例，提高治疗依从性，从而可能可以改善长期生存获益。

后续，皮下剂型依然需验证真实世界疗效一致性，需确保皮下剂型的药代动力学与静脉剂型等效，长期生存数据及安全性数据需进一步在真实世界中积累。

未来，皮下剂型可能加速肺癌免疫治疗向“门诊化、社区化、居家化”转型，在延长生存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生活质量。临床医生需关注患者需求变化，推动多学科协作和医疗流程优化，以实现精准与人文并重的肺癌全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