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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26日,2026 乳腺癌北方沙龙于青岛正式召开。作为国内乳腺肿瘤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特色学术交流平台,“乳腺癌北方沙龙”已走过20余年历程,为推动乳腺癌多学科诊疗和乳腺癌防治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
会中,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郝春芳教授接受中国医学论坛报专访,围绕激素受体(H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内分泌辅助强化的合理选择、临床病理指标与多基因检测在风险分层中的作用、强化治疗与降阶梯治疗的辩证关系,以及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CDK4/6)抑制剂与口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RD)的临床决策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与分享。
临床病理为主、多基因检测为辅:精准识别辅助强化获益人群
目前,H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一直在不断发展。大约20年前,5年内分泌治疗成为标准疗程;此后,临床逐步探索治疗强化,包括何时加入卵巢功能抑制(OFS),以及应提高治疗强度还是延长治疗时间等。约10年前,CDK4/6抑制剂在辅助强化治疗领域的研究陆续启动。近5年来,一系列研究结果相继公布,使临床能够根据早期乳腺癌患者的复发风险进行分层,进一步筛选真正需要强化内分泌治疗的人群。
目前,monarchE、NATALEE和DAWNA-A三项研究均达到主要研究终点,三种CDK4/6抑制剂的辅助强化治疗适应证也已在中国获批。这三项研究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主要针对临床复发高风险人群。高危因素更多基于临床病理特征,包括淋巴结转移数目、临床分期和组织学分级等。这些指标清晰直观,无论是大型医疗中心还是基层医院,临床医生均可据此判断患者是否属于高复发风险人群,并决定其是否需要接受CDK4/6抑制剂辅助强化治疗。至于具体药物的选择,则应综合考虑适应证、医保覆盖及药物可及性,同时关注不同药物的不良反应特点,以此指导临床决策。
NATALEE研究采用了差异化设计,瑞波西利辅助强化治疗覆盖了部分临床中危人群。例如,对于淋巴结阴性患者,进一步筛选组织学分级三级或组织学分级二级伴发Ki-67较高或基因检测提示高风险等因素。不过,在研究入组人群中,完全依靠基因检测高风险标准入组的患者比例并不高。因此,在临床实践中,临床病理特征仍是判断患者能否接受强化治疗的主要依据。
随着多基因检测的应用日益广泛,其所提供的复发风险信息可以进一步辅助临床判断,为CDK4/6抑制剂强化治疗人群的筛选提供更精准的参考。但对于CDK4/6抑制剂辅助强化治疗,尤其是瑞波西利在中危人群中的应用,目前临床共识尚未完全统一。此类药物仍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和停药率。
当患者的初始临床风险并非十分高时,即使指南优先推荐强化治疗,一旦患者出现不耐受,也应及时调整靶向药物剂量;如果持续不耐受,并对长期生活质量造成影响,也可以考虑停止强化治疗,继续传统内分泌治疗。此外,随着新型内分泌治疗逐步进入辅助治疗领域,未来临床选择还将更加多样化。
强化与降阶梯并行:风险分层驱动个体化治疗
对于早期乳腺癌患者,无论属于何种分子分型,治疗都将日益精准。其核心仍是复发风险评估。目前的评估主要基于临床病理指标,未来还将进一步结合生物学指标和基因检测。开展风险评估的目的,是对患者进行更加合理的分层,使合适的患者接受合适的治疗,既保证治疗强度,又避免过度治疗。
对于复发高风险患者,治疗应走向强化;对于低危患者,尤其随着乳腺癌早诊早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患者可以考虑治疗降阶梯。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的降阶梯治疗主要包括不同方向。
首先是化疗降阶梯。对于复发风险较低的患者,可以借助21基因或70基因等多基因检测,识别真正的低危人群,使其免于化疗,这也是降阶梯治疗的重要体现。
其次是内分泌治疗降阶梯。在2026年CSCO指南更新的相关讨论中,专家也关注到绝经前低危患者在接受他莫昔芬治疗时是否需要联合OFS。对此,不同专家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而言,如果经过综合评估确认患者属于低危人群,可以考虑不联合OFS,采用他莫昔芬单药治疗。具体方案仍需根据患者情况进行个体化调整。
此外,对于已经接受强化治疗的患者,如果出现不能耐受的不良反应,也可以适当降低治疗强度,在保证患者获得充分治疗的同时兼顾耐受性。
在内分泌辅助强化治疗领域,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最值得讨论的话题之一,是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与口服SERD类药物在辅助内分泌强化升级中的决策问题。
与NATALEE研究相比,吉雷司群的lidERA研究数据存在较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中危患者中。由此产生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未来,对于这部分患者,口服SERD类药物是否可能在初始治疗阶段成为优选,而不必使用CDK4/6抑制剂;还是仍应首先采用CDK4/6抑制剂联合治疗?
随着辅助内分泌治疗研究不断推进,临床证据日益丰富,不同方案的适用人群也可能出现交叉。对于高危患者,临床共识相对明确;而对于中危患者,如何在避免过度治疗的同时保证疗效和生活质量,未来可能存在不同的治疗方向与方案选择,这也将成为学术讨论的重要内容。
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乳腺内科科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防治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委会常务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乳腺癌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乳腺癌个体化诊疗及MDT专委会常务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天津市药理学会肿瘤药理专委会委员
审阅 |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郝春芳
整理 |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沈靖茹 黄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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