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勤教授：人体器官捐献是一项非常严肃、严谨、复杂而敏感的社会工程。当前，我国公民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仍有待提高。近两年来，在新条例指导下，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和社会机构的支持下，我们进行了积极探索。总体而言，公民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均有提升。然而，器官捐献涉及多个医疗环节，推动这项工作依然十分艰巨。器官捐献涉及诸多专业的临床问题，包括供体转运、器官功能维护、器官获取、死亡判定及器官应用标准等，均需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提升。器官短缺始终是核心难题，供需严重失衡，这就要求行业必须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严肃认真地进行器官分配。在这一背景下，我中心针对高龄供体及边缘供肾的使用进行了积极探索。针对年龄偏大、质量偏低的边缘供肾，我们通过零点活检、移植病理等手段建立了严格的评估与选择体系，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近两年来，在重庆市卫健委指导下，我院百万人口捐献率迅速提升。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我院OPO机构服务范围内的百万人口捐献率位居全国前列，多次获得国家卫健委的肯定与表彰，也为西部地区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线团队的持续付出与不懈努力。器官捐献协调员团队日夜兼程、披星戴月、翻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第一时间赶赴相关医疗机构，积极与家属沟通。最大限度提升捐献成功率、缩短供体等待时间、提高捐献器官质量，为改善器官移植的临床效果奠定坚实基础。

另外，在克服器官短缺方面，亲属肾移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补充。我院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今年世界肾脏日，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发起的倡议中建议，有条件的单位应积极推进无透析移植，以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及透析带来的环境压力。在无透析移植（抢先移植）方面，我们最大限度缩短伦理审批时间、积极安排手术以缩短患者等待时间，为移植患者的快速康复提供了有力保障。与此同时，亲属活体供肾的手术例数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积极回应患者家属及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亲属供者的安全性。无论是肾脏病学同行还是尿毒症患者，都认可亲属肾移植的优势：等待时间短、移植效果好、医疗费用低、经济负担轻。然而，供者的安全问题始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为此，我中心在术前精准评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针对供肾合并疾病的情况，例如供肾存在巨大囊肿或复杂性结石，我们在体外进行处理后成功用于移植，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另一方面，我们为捐献者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针对亲属活体供肾者，我中心在术后为其提供至少连续三次（特殊情况下五次以上）的年度免费健康体检。目的是及早发现捐献者可能存在的代谢性问题或剩下的孤立肾相关的潜在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避免对捐献者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实行全周期的主动随访，切实保障捐献者的健康。此外，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对于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我们也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社会关爱与支持。

Q2 

张克勤教授：器官移植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该学科从创建之初就进行了科学设计，拥有强大的移植内科团队保障脱敏治疗和围手术期管理，以及技术精湛的外科团队保障手术安全。针对高致敏患者的脱敏治疗和ABO血型不相容的移植，我们凭借强大的内科团队，熟练运用各类血浆置换技术、新型生物制剂单克隆抗体，在抗体处理和血型转化预处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得益于学科体系的优势。

在临床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我们在ABO血型不相容的基础研究方面积极与科研机构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针对高抗体滴度跨血型移植的体内实验和临床试验，相关研究成果在一年内两次发表于国际顶尖期刊，有望快速转化并应用于临床克服ABO血型障碍，最大限度提升器官利用率。

围绕上述临床与研究布局，我们在实验室检测方面建立了独到的检测体系。通过精准的位点配型，避开高致敏位点，减少排异反应。针对高致敏患者脱敏治疗后感染风险增高的问题，我们采用二代测序等精准方法监测感染，有效预防了术后高感染风险，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张克勤教授：肾脏移植的远期预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临床问题。移植患者通常关心的问题：“移植肾能用多少年？”为有效延长移植物存活时间，我们在免疫抑制剂使用方面有独到体会。

在用药策略上，从术前开始对每位患者进行精准的免疫功能评估。以淋巴细胞亚群分型、绝对计数等指标作为基线，术后严密监测免疫功能，力求在避免免疫抑制剂过量毒性与有效控制排异反应之间达到平衡。由此，我们术后感染发生率低、救治成功率高。

在具体药物选择上，众所周知，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在免疫抑制剂中的肾毒性最明显。多数同行以血药浓度达标为目标，而我们通过精准免疫监测，争取在最低有效浓度下减少药物肾毒性，同时有效控制排异。例如，将高龄供肾移植给年轻受体时，高龄供肾对肾毒性更敏感，而年轻受体细胞增殖能力强。我们通过应用新型生物制剂，降低细胞免疫功能状态，最大限度减少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的肾毒性，从而保障移植物远期存活。这仅是使用抗排异反应药物的个体化治疗的方面之一。

在特殊人群管理上，对于感染高风险人群，通过精准免疫监测将免疫抑制剂用量最小化，术后BK病毒相关多瘤病毒肾病发生率显著下降。在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方面，我们的亲属肾移植术后DGF发生率明显低于相关报道的数据。

上述成效的取得，得益于医院多学科的高效配合。我院对器官移植给予最大力度支持：冷缺血时间方面，手术室与麻醉团队提供最强保障。我中心亲属肾移植冷缺血时间仅30～40分钟，因此DGF发生概率低，术后肾功能恢复迅速——通常在72小时内各项生化指标接近或完全正常。对于捐献移植，若冷缺血时间较长，通过有效的机器灌注也能有效降低DGF发生率。

张克勤教授：未来，推动移植学科均衡与同质化发展的探索方向必然是多元化的。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持续努力。在移植时机选择上，移植时机越早越好——这是影响肾脏移植临床效果的头号关键因素。当慢性肾脏病进展至尿毒症期，当肾小球滤过率低于15，患者面临艰难选择。我们大声呼吁广大肾脏病同行和患者：肾脏替代治疗的最佳方式仍是肾移植，且移植时机越早，恢复难度越小、手术风险越低、长期存活效果越好。无透析移植是目前需要重点强调的方向，要让更多终末期肾病患者了解这一治疗方式，增加无透析移植的临床实践。

在全流程管理方面，必须加强肾移植患者的全程管理。术后若缺乏系统、全面的长期内科管理，药物肾毒性、感染、排异反应、移植肾病复发及代谢性因素等均会影响移植肾长期预后。肾移植这一系统工程需要移植内科、肾脏内科及其他专科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共同管理，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和长期生存获益。

在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器官移植是临床医学要求最高的专业之一。外科医生的成长需要良好的土壤，各培训基地应为年轻医生提供良好发展条件，使他们尽早成为技术过硬、患者放心的优秀移植团队成员。着眼当前行业现状，移植专业人才依然相对缺乏。全国1700多家三级甲等医院中，仅170余家具备移植资质，移植的临床压力较大。在有限条件下，期望更多尿毒症患者实现早期不透析或摆脱透析，重归社会，享受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