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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奉彦 王蕾
来源:医师报
1956年,吴英恺创建阜外医院,高瞻远瞩地将阜外医院定位在当时还很新的心血管病研究上。同年,方圻等一批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心组教授调往阜外医院,为中国第一家心血管病专科医院的创立做出了贡献,阜外医院介入导管室至今仍把方圻、胡旭东视为科室创始人。心电图技术最早也是由吴英恺院长和当时的心内科主任方圻引进阜外医院。
在阜外医院短暂工作后,方圻回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但因阜外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同属中国医学科学院,方圻的心血管病专科工作仍主要在阜外医院进行,直到 1978 年后,协和医学院恢复招生并成立了内科学系,方圻才回到协和担任内科主任。
凡事要“亲临患者”,诊断要“如履薄冰”
1946年,26岁的方圻毕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被分配到天津中央医院工作,1948 年调入北京协和医院。
1950年,方圻与黄宛教授一起开始心电图的应用和推广,普及了我国心电图机的应用。
方圻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期间,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恩师——协和内科主任张孝骞。战争期间辗转多地求学的方圻在严师的教导下,心无旁骛地投身临床工作,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更以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及无人能及的认真态度著称。
方圻从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那里继承了受用一辈子的座右铭:凡事要“亲临患者”,诊断要“如履薄冰”。方圻刚做住院医生时,有不懂之处前去请教,张先生都要问他:“亲自看过患者了吗?对他的病史了解多少?”
然后一点一点地对着病历追问细节,直到方圻发现有哪些问题没有注意到,有哪些检查还得做为止。
把协和的作风带到阜外
1956 年,对方圻来说非常重要。
这一年,方圻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与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心组的几位教授调入刚刚成立的阜外医院,他担任内科主任,与吴英恺一起参与阜外医院的创建工作。
当时方圻36岁,正是人生和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尽管北京协和医院历史更为悠久,为医生提供了更好的职业环境,方圻依然对创建我国第一家心血管专科医院兴奋不已。
方圻将张孝骞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带到了阜外,内科大查房时,方圻要求管床医生不能看病历,对患者的情况要了如指掌,脱口而出。
在工作中一丝不苟、严厉的方圻对下级医生却是不吝教诲,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得到了医护人员和学生的尊重与爱戴。
方圻和黄宛在1956年在我国首先开展了心脏导管检查技术,以及先天性心脏病心血管病的研究工作。
方圻在我国最早开展血流动力学的研究,以及最早开展针对风湿性心脏病的血流动力学研究,为以后的血流动力学监测奠定了基础。
医者仁心 不忘初心
从患者身上学到东西重要,还是全身心诊治患者重要?
对于以性命相托的患者,方圻的感情也经历过成长和转变。早期的时候,方圻认为只要练好技术,把患者治疗好最为重要。思想的转变是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一个诱因导致瞬间成长。
一次,方圻的一位同事曾因诊疗的患者都是常规疾病,没有学到东西而长吁短叹,方圻突然意识到,患者和医生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是从患者身上学到东西重要,还是全身心去诊治患者重要?
方圻选择了全心全意地为每位患者服务,真正热爱患者。方圻每天都要问自己,我态度上是否有欠缺的地方,还有什么做得不够。这么多年来,无论是诊疗一方富甲还是劳苦大众,方圻始终能不忘初心,一视同仁。
救人的例子数不胜数,方圻担任医院领导者期间,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始终没有离开临床一线。他接诊的每一位患者都得到了细致诊疗。方圻坐诊时,诊室里面总会放一把椅子,当每一个患者进来方圻都会站起来恭敬地请他入座,细细地进行问诊,无论贫穷富贵,他们在方圻心中只是患者,都是他需要关怀和治愈的对象。
这些治病救人的成功病例本可当成炫耀的资本,但方老把这些看得很淡。他一直认为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的责任。他觉得对他个人的肯定并不重要,整个医术的传承和提高、让更多患者获益才是最重要的。谈起方圻,当今心血管内科名医无不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有的医生更以“他是我的老师”,“他是我老师的老师”而自豪。
团结协作,推动高血压防治
1978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成立,方圻作为连续三届的副主任委员,大力推动了我国高血压防治事业的发展,组织参与了我国高血压防治的多次全国性普查工作。
1986年,时任中华医学会第二届学会常务委员的刘力生发起并组织高血压联盟。方圻对高血压联盟的成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高血压联盟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WHL)做了很多推进工作。
在方圻的推动下,高血压联盟于1991年同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共同召开了高血压、冠心病国际学术会议,同时举办了“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与临床试验最新进展讲习班”,来自全国的362名医生参加学习。
此后,该类大会和学习班每年举行一次,大大促进了我国心血管、高血压防治工作的普及和进展。
由于方圻与阜外医院的渊源,他也间接促成了高血压联盟与阜外医院等组织合作的多项国内外高血压、心血管病大型临床研究课题。在高血压联盟参加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展中国家心血管健康项目研究中,方圻也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
陪伴周总理的最后岁月
方圻陆续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方圻多次代表中方医生到其他国家执行医疗保健工作。
当国家领导人保健医的时光里,最令方圻难忘的就是陪伴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在周总理患癌与世长辞前的最后2年里,方圻衣不解带地守在他的身边,反复斟酌诊疗方案,亲眼见证了周总理在最后的岁月中批示文件、接见外宾,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
1975年,周恩来抱病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方圻随同周恩来一同坐飞机前往。周恩来逝世时,方圻始终陪伴身边,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将周总理总放在身边的一座石英钟赠送给方圻。至今,这座石英钟仍摆在方圻家里,被方圻视为传家宝。方圻嘱咐自己的女儿,如果有一天这座石英钟不再走了,指针要拨到总理逝世那个时间。
周总理曾评价方圻“模范共产党员”,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看重的荣耀。
邓颖超曾亲笔书写致方圻的书信,信中写道,“亲敬的模范共产党员方圻大夫,向你祝贺,向你致敬,向你学习”。
方圻(右)与张孝骞教授(中)等一起主持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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