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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亮时评】广州市2021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显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同比大增66%。数字的背后更是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看重与运用。这也提醒我们,受到鼓舞的行政相对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的同时,那些呼吁者、鼓舞者们,又该如何依法应对呢?按规则,在法治轨道上论输赢对错,是治本之策。制定规则者,更当率先垂范。
来源:羊城晚报 羊城派 时间:2022-05-16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今天(5月16日)发布的广州市2021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显示,2021年,广州市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2494件次,同比大增66%,再创历史新高。
而在2020年、2019年里,这一数据也呈逐年上升态势:2020年,广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1502件次,同比增长43.18%;2019年广州市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案件数同比跃增125.38%。
我国行政法专家王敬波教授曾介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始于我国的地方司法实践。在我国,被称为“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的“包郑照一家诉浙江苍南县政府强制拆除案”中,苍南县县长黄德余出庭,因此成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第一人”。
过去,对一些行政机关负责人来说,不愿意出庭应诉的原因比较多,包括“厌讼”观念(坐被告席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担心败诉、公务繁忙、出庭了不知道说什么等等,“告官见官”存在着现实障碍。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时增加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202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定义和范围,确保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正确适用,同时明确人民法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保障重大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实际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好处显而易见——能够促进行政机关及时主动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有助于提高案件解决的实效性,从而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出庭应诉本身是一堂依法行政的法治课,有利于今后让行政权力更加规范运行等等。
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广州市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主任周磊今天对此表示:“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逐年上升,反映了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应诉工作的重视,也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奠定了好的基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参与庭审全过程,既是依法履行诉讼义务,更是‘以案学法’的实践课,对于领导干部增强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因而,广州“告官能见官”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多,本身体现了广州依法行政水平的不断提高。此外,它还从侧面说明了广州市被诉行政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担当、作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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