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最早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芬兰和冰岛。

芬兰A组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率从1980年代的5%增加至1990年的13%。芬兰为此制定国家指南，建议在呼吸道感染和皮肤感染门诊患者中减少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使用；该类药物消耗量从1991年的2.4限定日剂量（DDD）/1000人日减少至1992年的1.38 DDD/1000人日，以后均维持在较低水平；A组链球菌分离株的大环内酯耐药率从1992年的16.5%降至1996年的8.6%。

冰岛1993—2003年儿童青霉素不敏感肺炎链球菌（PNSP）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0年间抗菌药物使用从1.5疗程/人年降至1.0疗程/人年；在排除不能分型菌株后，PNSP占比从8.5%降至5.9%，多耐药6B血清型从7.7%降至2.5%。2014年Bell等发现抗菌药物消耗量与耐药率呈正相关。

碳青霉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CR-GNB）高度流行的西班牙Reina Sofia大学医院2014年起实施以限制碳青霉烯类药物为重点的综合抗菌药物管理（AMS）计划，2年间抗菌药物用量减少83.51%，CR-GNB耐药发生率密度下降0.911 6/1000床日，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杆菌和大肠埃希菌下降尤其显著。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通过AMS，抗菌药物年消耗量从2012年的45 DDDs/床日逐渐减少至2017年的38.15 DDDs/床日，广泛耐药（XDR）和多重耐药（MDR）铜绿假单胞菌分别从2013年的4.9%和22%降至2017年的1%和15%。抗菌药物使用与耐药关系大多数是比较用药总量与群体水平耐药率的横断面研究，但抗菌药物使用通常是不均匀的。

美国门诊34%患者接受抗菌药物治疗，10%患者用药占全部抗菌药物的57%，研究提示密集使用与耐药的相关性低于广泛分布的低强度使用。初级医疗机构的泌尿系和呼吸道感染抗菌治疗患者当月耐药风险最高，可以持续至第12个月。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和瑞典就发现即使复方磺胺甲噁唑（TMP-SMZ）用量大幅度减少，大肠埃希菌对它的耐药率没有降低。Schuts等就14项管理项目对4项终点目标（临床结局、不良事件、费用和耐药）的影响进行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截止2014年4月收集到符合分析要求的文献145篇，总体质量较低，异质性中度到高度。分析发现，按指南经验性治疗、降阶梯、从静脉到口服转换治疗、限制性药物按列表使用和床旁会诊对≥1项终点结果显著获益，其中按指南经验性治疗和降阶梯治疗死亡率风险分别降低35%和66%。因资料不全，未能获得关于耐药的荟萃分析数据。

澳大利亚Collignon等发表的“人类学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全球耐药”特别引人关注。研究采用WHO、艾昆纬（IQVIA）全球医药信息数据、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等的权威数据。除采用WHO耐药地图外，还有2008—2014年103个国家全球AMR资料，设定2个指标：（1）全球平均耐药率，即大肠埃希菌对Ⅲ代头孢菌素和氟喹诺酮全球平均耐药率；（2）总耐药率，即大肠埃希菌和克雷伯菌属耐Ⅲ代头孢菌素、氟喹诺酮和碳青霉烯，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综合平均耐药率。

单变量分析显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教育、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支出和抗菌药物消耗量与平均耐药率和总耐药率成反比，温度较高、管理较差、私人与公共卫生支出比率与耐药率成正比；多变量分析发现，较好基础设施和较好管理与低耐药率显著相关，而抗菌药物消耗量与任何耐药率均无关。在发达国家减少抗菌药物消耗量不足以控制耐药，因为耐药株和耐药基因的传播似乎是主导因素。而在低收入国家，传播是影响耐药的最重要因素，改善卫生状况、增加清洁水供应、保证良好管理、增加公共卫生支出和更好调节私人与公共卫生支出比率对于降低全球耐药率都是必要的。

鉴于前述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的不足，2021年Schuts等针对限制抗菌药物对耐药率的作用收集新文献，进行深度分析；15项研究总体质量低，结果显示，限制氟喹诺酮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后糖不发酵菌耐药率降低；而碳青霉烯类对于肠杆菌和糖不发酵菌、Ⅲ代头孢菌素对于糖不发酵菌和氟喹诺酮对于糖不发酵菌，均因资料高度异质性，不能确定限制使用能否减少耐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