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云松教授指出，当前，我国乃至全球正面临严峻的耐药细菌感染的挑战——高病死率^[1]，核心瓶颈在于诊疗延误与有效治疗延迟，而后者多由病原体及耐药性信息不明或报告滞后所致 。

临床针对不同感染群体的系列循证研究，均证实了早期精准干预的预后获益：

①在特殊免疫缺陷人群中，实体器官移植受者（SOTR）发生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后3天内给予恰当治疗，与30天病死率的显著降低直接相关[比值比（OR）0.16，P = 0.047]^[2]；血液肿瘤粒缺伴发热患者发生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血流感染时，总体病死率高达71.4%，而初始充分治疗是改善30天死亡结局的唯一独立保护因素[风险比（HR）0.08]^[3]。

在更广泛的住院患者群体中，一项纳入8193例肠杆菌目细菌的血流感染的多中心循证研究表明，与延迟治疗（血培养采集后3–4天）相比，血培养采集后0–2天内启动早期表型匹配的精准抗菌治疗（PDAT）可明确改善患者30天综合临床结局，并使30天再入院风险降低20%（OR 0.80）^[4]。

基于此，俞教授强调，“尽早用对抗菌药物”的临床获益远比单纯“经验性广谱覆盖”更为重要。另外，初始（早期）恰当抗菌治疗（IAAT）是改善严重感染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在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诱发的感染性休克中，每4例接受IAAT的患者中即有1人能因此挽救生命^[5]；而若快速诊断技术与抗菌药物管理（ASP）协同，可将最佳抗感染治疗的时间提前29小时，并显著降低死亡风险（OR 0.72）^[5]。

俞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一精准驱动的治疗理念已获得最新国际指南的权威支撑。2026年《拯救脓毒症运动：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管理国际指南》新增两条关键建议^[6]：第7条建议（强推荐），对可能、很可能或确诊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的成人患者，应尽快采集血培养标本，并尽量在抗微生物药物给药前完成，以明确病原体、优化经验治疗并支持后续降阶梯与抗菌药物管理；第31条（条件性推荐），对于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成人，建议在特定患者中，应基于临床表现、当地病原体与耐药谱、季节性及检测可及性，个体化应用病原体特异性快速诊断检测，并与ASP形成协同——但需强调，不加选择地普遍使用，未显示死亡获益且成本增加，故应严格按场景个体化实施。

在快速诊断技术体系的构建方面，俞教授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比较，并指出传统培养至今仍是病原学诊断的金标准，但其固有局限不容忽视——报告周期长、阳性率低等问题在重症感染患者场景中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辅助的基于培养的快速诊断技术已成为该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血培养阳性报警后，基于培养的快速诊断技术，启动最佳抗菌治疗的时间可显著缩短。目前，国内部分微生物实验室已探索建立三级甚至四级报告制度，显著提升了培养诊断的时效性。

分子诊断技术的崛起为快速病原检测开辟了新路径。俞教授比较了PCR、数字PCR（ddPCR） 与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等技术的特点，指出PCR类技术在靶标合理设定时报告更为迅速，且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高。值得关注的是，俞教授结合其参加欧洲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大会（ESCMID Global）的大查房会议，当地疑难病例的病原诊断更多依赖抗原抗体检测与PCR技术，mNGS使用较少，提示技术选择应锚定临床场景本身。

ddPCR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兴技术。浙江省单中心研究显示，ddPCR对血流感染目标病原体的阳性率高达31.2%，报告时间仅约2小时，较血培养报阳时间大幅缩短^[7]。俞教授提醒，ddPCR必须与血培养同步送检，两者互为补充。对于mNGS技术，俞教授肯定了其在新发、罕见、难培养病原体识别中的重要价值——Blauwkamp等研究显示，在脓毒血症患者中mNGS总体阳性率为48.6%，远高于血培养的18.1%，对血培养阳性病例的检出率约93.7%，特异性为62.7%^[8]。然而，mNGS易受环境微生物污染，必须结合临床表现综合判断，绝不能仅凭分子诊断启动抗菌治疗。此外，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在快速病原体鉴定中日趋成熟，多种基于培养的快速药敏试验方法也不断涌现，共同构成多层次的快速诊断技术矩阵。

俞教授指出，碳青霉烯耐药阴性菌（CRO）感染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需要明确病原体种类及其碳青霉烯酶型。即使细菌相同，如碳青霉烯酶的酶型不同，其对应的治疗方案也存在差异：产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烯酶（KPC） 的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 优先选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和亚胺培能-西司他丁-瑞莱巴坦；产金属酶型[如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NDM）]推荐氨曲南-阿维巴坦或头孢德罗；KPC突变体首选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瑞来巴坦（亚胺西瑞），氨曲南-阿维巴坦也有很好的临床疗效。

当患者对头孢他啶-阿维巴坦耐药时，可能为产金属酶或KPC酶突变所致。酶型快速检测可区分KPC型、NDM型、OXA-48、IMP和VIM型，指导临床选药。体外药敏数据表明，产双酶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 对氨曲南-阿维巴坦、多黏菌素、头孢德罗及新型四环素类药物敏感。

俞教授进一步介绍，浙江省已推动酶型快速检测，尽管医保收费目录的收费不高，但国产试剂可满足基本需求。快速酶型检测的临床应用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约5天，院内病死率可由16%降至10%，并避免不必要的广谱抗菌药物暴露。

俞教授通过两个典型病例，诠释了快速诊断技术的临床价值与潜在陷阱。

第一个病例是一位68岁男性，合并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因反复发热、肺部感染入院，出现高乳酸血症和器官功能损伤后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病情符合脓毒症标准。因是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重症感染，临床经管医师同时送检血培养、ddPCR及mNGS。送检当日，ddPCR回报检测结果是铜绿假单胞菌阳性，耐药基因KPC阳性；临床随即启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联合多黏菌素治疗。次日血培养报阳（革兰阴性菌），第三日药敏结果确认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他啶-阿维巴坦敏感。该病例展示了ddPCR较传统方法提前明确病原体并指导精准治疗的价值。俞教授借此强调，铜绿假单胞菌重症感染中联合用药仍是重要原则。

第二个病例是一位62岁男性，原有梗阻型肥厚性心肌病、脑梗，长期卧床，在康复机构高热1周。外院送检血mNGS提示肺炎克雷伯菌高丰度（序列数934），并检出blaNDM、blaKPC等耐药基因。但俞教授评估发现，患者神志清楚，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 正常，血流动力学稳定，乳酸正常，不支持严重感染。后续血培养四瓶中仅一管阳性，细菌室判断为肠球菌，高度提示污染；复查mNGS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序列数明显下降（降至320），且病原谱与首次检测差异显著。俞教授坚持未予抗菌药物，仅予冰毯物理降温，一周后，患者体温恢复。该病例警示：mNGS结果必须结合临床综合研判，分子诊断绝不能作为启动抗菌治疗的唯一依据。

最后，俞云松教授重申了其长期倡导的学科建设理念。他指出，“一家医院如果没有好的病原诊断水平，一定没有高超的抗感染水平”——病原诊断是抗感染能力的基石。他将微生物检验的价值概括为“照明灯”与“指路人”，强调应以“大感染”为中心，推动感染病学、临床微生物学、抗感染药学、重症医学、血液、呼吸和普外科等感染相关学科，联合病原诊断试剂、诊疗装备与抗菌药物研发机构，实现“大融合、大交叉、共成长”。这九个字，是俞教授对感染学科建设路径的凝练总结。在这一框架下，快速诊断技术不仅是工具迭代，更是贯通临床、微生物与药学，驱动抗感染治疗从经验走向精准的关键链路。

病原与耐药的快速诊断，正在重塑耐药菌感染的诊疗范式。从缩短治疗时间、提升用药精准度，到优化个体预后、遏制耐药传播，快速诊断与抗菌药物管理的深度协同，正将早期精准治疗从理念转化为可及的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