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珠江江畔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本报记者与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主任宋儒亮教授一同对钟南山院士进行了专访。

广医附一院的会客室布置简单，环绕房间的书架、茶几、与摆成L型的沙发便是全部的陈设，墙上挂满了照片，其中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上，年轻的钟南山正运球突破对手的防守，准备上篮；在另一面墙上挂着的一幅画像中，钟院士神色匆匆地奔走于南方的山岭之间，领带飞扬；左手正在往身上套白大褂，紧握听诊器的右手还没有来得及穿进白大褂的袖管。画像下方写着一行小字：钟南山抗击非典。

相比广为流传的“健美先生”般的照片，现实中的钟南山黑裤白衫，腰板挺直，戴一副银色半框眼镜，坚定的目光却丝毫不受镜片的阻碍，在微锁的眉头下射向远方。

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钟院士简单准备了一下，随即返回会客室，坐定，问我：“我坐在这个位置拍摄起来没有问题吧？声音还清楚吗？”简单两句话，让我想起了“感动中国”节目中的颁奖词：“谁都有个家，钟院士心中有个‘大家’。”

谈医患关系——人文教育的缺失和体制的缺陷让医生的使命变成了交易

“非典”一役，使钟南山这个名字在全中国家喻户晓，而谈起“非典”，钟院士却感慨良深；

“在‘非典’时期，我们整个团队以及全国广大医务人员全部站到了第一线，抢救病人，保卫生命。当时我们的团队在广东‘非典’肆虐的时候向领导提出：‘把最重的病人送到我们这里。’虽然我们医院当时有十几个医生倒下了，但我们却没有过丝毫的动摇。然而在那时，医患关系已经有些紧张了。社会上对医务人员对待患者的态度、技术、观念都有了很大的意见。我记得很清楚，在‘非典’时期，一份报纸在同一版，一边报道医生是如何日以继夜的抢救病人、救死扶伤，但在另一边就报道医生是如何拿回扣的。我当时看到这份报纸上这两个报道同时出来，确实是有些五味杂陈。一面把医生捧得高高的，一面踢他一脚。这反映出了当时的媒体、甚至全社会的一种心态。”

“我想医患关系的问题应该追溯到1980年，那时有关部门引入了竞争与激励的政策，同时也放开了价格。新的政策调动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使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医生不是一个行当，而是一项使命。使命是思想与技术的结合。而其中的思想随着竞争与激励的政策而削弱了，从而大大削弱了医生的使命感，代之以市场经济的观念。这三十年来，我认为医疗人文的精神是有所下降、沉沦的。看病似乎成了一种交易，而不是一种使命。在病人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医生首先想的不再是如何帮助病人，而是如何创收。”

“我们的体制，决定了很多大医院都要靠自己的创收来维持和发展。当然，创收是必要的，但是把它作为唯一的资金来源的话，就会背离公立医院姓公的本质。医患之间一旦成为交易，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为了创收，医生要多做点检查，多做点治疗，虽然并不都需要，但是会有更多的收入——这样的体制就是造成现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一旦看病变成了交易，那么从病人的角度出发：我既然给了钱，医生就该把病看好。”

医患关系恶化最终尖锐的表现形式就是“医闹”（伤医杀医）。面对近年来频繁的杀医、伤医暴力事件，钟院士说：“医生被砍死，却有相当大一部分网友拍手称快。这就说明了医患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有关部门为了保护医生出台了很多文件与法规，但从根本上解决恐怕还是要加强医疗人文与医德教育，提高医生的使命感。其次才是进行医疗体制的改革。”

谈“规培”——我双手赞成规培，但在规培过程中待遇问题应该由政府解决

6月，随着神经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和心血管病学3个专科率先启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专培新政再次引发广大网友特别是医学生的关注和热议。谈起“规培”，钟院士说：“我认为规培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五年毕业出来的医学生，没有经过正规的规培，当医生是不够牢靠的，他的本事还不行。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每周都能收到很多气道狭窄的病人，病人很痛苦，但这个气道狭窄并不是因为肿瘤或者其他问题，而恰恰是因为病人在之前手术过程中进行的气管插管或气道切开套管所导致的。拔管后气道本应自行愈合。但由于医生操作不正规，插管或者气管套管以后把气囊打得很涨，压迫了气管，造成气管软化，拔管之后就会造成气道狭窄。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操作，但是很多医生都不会。不仅给病人造成了大量的痛苦，治疗上也存在相当的困难。这些都是由于青年医生基本功不行。因此我强烈地感觉到，规培是非常必要的。在国外，医生五年毕业之后是必须要经历三年的规培的，而且是轮训，之后才能有当医生的资格，之后还有三到四年的专科培训。在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前，要经过10到12年的培训。这是对的！”

而针对广大医学生最为关注的规培期间待遇的问题，钟院士明确表态：“目前整个中国社会对医生执业的特殊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国外，医生的平均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3-5倍，在德国、香港可以到6-8倍。这是因为医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进行学习培训，培训是必要的，但从政府角度，医生在规培期间也应该有相应的工资，专科培训则更该如此。目前，规培期间的工资主要还是由医院出。政府对医院的投资不到10%。这是我们现在医疗体质存在的问题。我双手赞成规培，但在规培过程中待遇的问题是应该由政府解决的，否则就是政府的失职。”

谈“医改”中的问题—— “变质”的“医联体”和“行不通”的“工作方针” 

“在当前医疗体制中，我最不满意的一条就是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失位；姓公，就意味着医务人员的收入应主要来源于政府。正如习主席所说：让医生轻装上阵。只有轻装上阵，才能够带好基层医生，做好分级诊疗。 ”

“现在的医联体是变质的，医联体的初衷是让大医院的医生很好的教会基层医生：“小病不出县，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到县”而现在基层医院是这个病稍微重一些就送上去了，等于是在为大医院服务，这根本不是医联体的初衷。”

“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大医院是全力以赴地教会它所挂钩的基层医院的——由基层医院治疗常见病，让大医院安安心心的做好预防工作和科研工作，但是大医院却安心不了——如果常见病都让基层医院解决了，到大医院的只是疑难杂症，那么大医院就没饭吃了。所以‘以基层为重点’这句话根本无法实行；‘以创新为动力’也同样不行：目前外科发明的无管术，一般用静脉麻醉就可以进行肺叶切除，麻醉费用可以减少一半，病人术后1-3天甚至当天就可以出院。但是需要两个麻醉医生看护，占用劳动力很多，但是医院的收入却会大大减少，你说这个创新的动力从哪里来？再说‘预防为主’，现阶段如果大医院都预防为主了，大家都不得病，医院吃什么？”

“公立医院只有真正的姓公，才可能成为培养医生良好的医学人文精神和提升医德的土壤，如果以市场为导向，则只能是创收与逐利的土壤。”钟院士说。

谈医事法学—— 医生保护患者，法律也要保护医生。

“医患群体永远存在着利益共同点与不同点，医生要依法行医，病人也要依法寻医，这里面是需要法律的约束的。当前的很多医疗行为都会涉及到人类对生命和疾病的探索，探索就有未知数，就会冒险，也有可能失败。那么这里常常会涉及到法律问题。现在对于很多中晚期病人而言，医学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没有医事法的保护，医生是永远不会去冒险，医学也永远不会发展。探索与前沿性的治疗往往有失败的可能，甚至会危及患者的生命，这时就涉及到法律的问题。”

“医事法学应该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来探讨，并在依法行医与依法寻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时候，单单靠伦理是不够的，常常需要医事法学作为一个支撑。”钟院士意味深长地说：“医学既是自然科学，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同时还是哲学，医学之所以这么复杂，因为医学对待的是生命。医事法学能够帮助医生履行使命，对临床工作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广东医事法学课题开头做得很好，不管是对医疗领域司法鉴定问题，还是对一些医疗行为合理性、合法性的探讨，都对我们将来依法行医、依法寻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广东作为生物医药大省，也就意味着很多创新性。这就必须要用医事法学中很多创新的内涵来加以保护。医事法学中有很多的理念，有很多内涵是需要我们去挖掘的。我希望我们能够走在前面。”

在采访即将结束前，钟院士为我报壹生大学-医事法学院专栏题词，并说：“希望医事法学能够提升到实践高度，作为引领，让医生心无旁骛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采访：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主任  宋儒亮

文并摄：《中国医学论坛报》  尹晗